美国的金融寡头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美国的金融寡头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　维克托·佩洛
美国一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是四百六十亿美元，相当或甚至超过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国民收入。美国的国外投资估计是四百五十亿美元。和平时期的庞大军事开支和在资本主义世界各个地区这样大规模的扩张都是史无前例的。军备生产和国外投资分别为美国大公司带来25％的利润。两项合计，占全部利润的一半；这部分日益增长的“变动着的”利润是同军事扩张政策密切联系着的。
当然，在美国有些有势力的人在支持这个政策并且促进它的实现。但是这些人在瓜分利润上也有竞争。这就造成了他们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上的争执。而华尔街所遇到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使这种争执更为剧烈起来。政客们企图利用“道义”的论据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某些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反映垄断组织的特殊利益冲突，而是反映对一定局势的不同意见。其实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能够，哪怕是部分地断定各个金融资本集团的立场的。
主要的财团
五十多年以前，美国的一位托辣斯研究者约翰·莫迪曾指出，各个托辣斯都是在错综复杂的资本集团的分布网的控制下。而所有这些集团又“依靠着两个巨大的集团：洛克菲勒和摩根，并同它们紧紧联在一起。这两个巨大的集团是国家经济和商业生活的心脏，所有其他集团都是它们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又通过成千的脉胳渗入我们国家的全部生活以致每家和每个村镇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直到今天，这两个巨大的财团仍然站立在日益扩大的美国垄断资本机构的顶峰。它们控制的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至少有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由另外六个财团控制的公司所有的总资本约为一千亿美元。杜邦财团、梅隆财团和“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的势力中心在美国东部各区。克利夫兰、芝加哥财团和“美洲银行”（旧金山）的势力中心在美国的中西部和极西部。最近二十年来，“纽约第一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已经成为极有影响的势力；同时，库恩—罗比财团和波士顿财团的影响已经衰落，它们已不再是巨大的力量了。
摩根和洛克菲勒发生了最重大的变化。这两个财团的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像一个联合起来的垄断组织。但是六十年来它们一直都是争取统治地位的竞争者，这种竞争有时是公开的，但更多是采取秘密形式。从本世纪开始的二十年中，摩根财团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公认的、华尔街的金融主人，并且是决定许多重要外交政策的主要势力。但是后来洛克菲勒财团开始很快地前进。它在经济实力方面赶上了摩根财团并在政治影响上超逾了它。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主导部门已由以往的钢铁生产转向石油开采。摩根的优势是建立在对钢铁托辣斯的控制上，而洛克菲勒的力量则是依靠对石油开采的控制。今天巨大的石油公司的资本几乎已三倍于各大钢铁公司的资本。
国际舞台上的事件加速了摩根和洛克菲勒这两个财团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摩根同英国和法国资本的联系，对于它初期的上升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直到最近这种联系仍然是它的力量的重要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英、法帝国主义的削弱损坏了摩根的地位。另一方面，洛克菲勒却在一些拥有主要石油蕴藏的不发达国家中展开了它的活动。随着美帝国主义在很多这类国家建立有效控制——有时是以牺牲它的英、法竞争者的利益建立的——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也就接踵而至。
二十五年以前，摩根帝国曾两倍于洛克菲勒帝国，但是现在两者的规模几乎相等。洛克菲勒的国外投资增加得特别显著，目前已超过摩根的投资一到二倍。从1944年起洛克菲勒财团基本上决定共和党的事务：它的代表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占据了很多领导职位。
美国所面临的主要外交政策问题是：（1）裁军还是继续战争准备；（2）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还是保持“金元的幕布”；（3）适应在旧的殖民世界中已经变化的条件还是采取“战争边缘”政策；（4）采取同社会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的方针还是加紧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对比，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实力的加强，亚非的强大的反帝运动，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到处保卫和平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垄断资本财团之间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分歧的范围扩大起来。随着“冷战”费用的愈益增加，某些财团发现它们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冷战”发财致富，而宁愿在上列的某些问题上选择另外一种办法。
那么这类分歧中的若干点究竟包括什么内容，这些分歧究竟涉及到美国的那些财团呢？
洛克菲勒和对外政策
洛克菲勒财团从“冷战”中发的财要多于其它财团，它主持着“冷战”政策的执行。从1940年起，各石油公司从国外投资中获得的利润增加了十一倍。1956年各石油公司宣布，在新的资本输出中62％属于它们；它们的60％的收入是取自早先的投资。洛克菲勒的各个公司中的最大公司“新泽西美孚油公司”从国外投资中取得的利润，差不多占它的总利润的四分之三。而在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的大约十分之一的营业是向空军出售航空气油和其它石油制品。
美国军事集团和外交活动强迫外国接受石油公司的控制，是“美孚油公司”获得利润的主要源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有化的结果，使一些石油公司失掉自己的投资。因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惧怕反帝国主义运动，尤其仇视在社会主义世界中这一运动的胜利的发起者。
洛克菲勒财团的代理人亲自主持了“冷战”的进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兄弟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同洛克菲勒的石油垄断组织“美孚油公司”进行了几十年的密切合作以后，在华盛顿崭露头角了。指导生产氢弹的原子能委员会领导人斯特劳斯，前此曾任洛克菲勒家族的财政顾问。预算局长布伦戴奇过去是一个为“美孚油公司”清理业务账目的公司的负责人。纳尔逊·洛克菲勒做过美国总统“冷战”问题的顾问。“美孚油公司”的继承人约翰·赫·惠特尼则代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斯洛普·阿尔德利奇出任了美国驻英大使。
除了美国国务院之外，“美孚油公司”还有自己私设的异常复杂的外交机构。这个机构对外交政策有着决定性作用。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阿·贝尔利的话来讲“美国政府把对内、对外政策问题的重大责任交给了一些公司的经理。”“新泽西美孚油公司”的经理霍尔曼领导着“自由十字军”，正是这个组织掌管着“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其它进行“冷战”的半官方通讯社。
约翰·德·洛克菲勒第三不同意其它一些著名资本家的意见，在1949年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采取了对中国完全禁运的政策。石油公司疯狂地反对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在1955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同雷德福海军上将一道迫使美国总统接受了关于“空中视察”的公式，借以回避就裁军问题进行认真谈判。
当然，在拟定像“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上的平衡这类挑衅性的“冷战”公式方面，杜勒斯负有个人责任。这些公式现在已成了耻辱的字眼。去年竞选时曾任民主党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议员克弗维尔在谈到针对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时曾表示：“我不认为，美国人会愿意实行以国际石油公司利益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杜勒斯的另外一些关系加强了他同“美孚油公司”的主要联系。他同“纽约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有密切关系。这个美帝国主义在国外富有传统历史的银行，由于它变成了拥有美国最多产业工人的军事航空工业的主导力量，因而实力大大增强起来。
在国外，杜勒斯主要是同德国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发生联系。在1920年，当时还是一个年青的律师的杜勒斯曾为德国政府工作过，而后来他的律师事务所也曾代表过德国政府和德国公司的利益。
某些基本分歧
正像以前所述，大资本从“冷战”所得到的利润几乎占它的总利润的一半。但是另一方面垄断组织并不能全部摆脱税负。税对于“冷战”拨款是必不可少的。公司利得税的税率和过去一样，是52％。从最有钱的人们那里征收来的所得税仍然很高，虽然在这两方面法律上都有“漏洞”。依靠这些“漏洞”实际交的税额可以大大低于官方公布的税率。
各种税率的比例有很大差异。石油垄断组织在这方面的地位最有利。它们从国外投资获得最大部分利润，此外还有军事订货，同时并享受特惠权。按照这种特惠权，石油公司缴纳的税要低24％，甚至更低些。
但是像“通用汽车公司”这个主要生产发动机和发动机装备的垄断组织，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个公司大约有15％的利润是从对其它国家的投资中取得，这些国家都位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政治变革威胁的地区。“通用汽车公司”只有5％的业务是军事订货，而在朝鲜战争时这个数字曾达到20％。另方面在“通用汽车公司”52％的公司利得税的税率上并没有规定例外的特惠。这个公司对美国的大规模公路建筑计划很感兴趣，因为它能扩大汽车市场，但是在军事目的上的过度支出却妨碍了公路建筑的进行。
其实，“通用汽车公司”原就不反对把汽车卖给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的缓和本来是可以使“通用汽车公司”和控制这个公司的杜邦财团增加纯利润的。
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和“通用汽车公司”有关系的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威尔逊，为什么竭力想减少军事开支，并力求缓和华盛顿的周期性战争歇斯底里。威尔逊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才赞同“冷战”和高额军费开支。
最近两年多来，史塔生曾徒劳无益地想使美国僵硬的外交政策在裁军问题上能做些让步。但是杜勒斯、尼克松、纳尔逊·洛克菲勒等人却一直阻挠并压倒了他。他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公开斥责。1956年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批评尼克松时，他本人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不过史塔生怎么能这样长时期一直保持自己很高的地位呢？答案很简单。在政治舞台上他主要是受摩根财团的支持。摩根财团到目前为止在美国仍有很大势力，这种势力还足以防止把他的代理人从政府高级领导集团中毫无阻碍地驱逐出去。
摩根财团的内部矛盾
摩根家族在杜鲁门总统策划的“冷战”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在那些年里，摩根的财政和法律顾问贝尔纳斯和艾奇逊曾是美国的国务卿。摩根对于借“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来复兴和稳定西欧资本主义特别感兴趣。
但是近来，“冷战”对于摩根财团却起了矛盾的影响。属于结构上五花八门的摩根帝国的一些有势力的公司，从军事订货中大发其财。一些采矿公司在盛行着殖民制度最恶劣暴政的非洲投下了巨额资本。摩根财团和“英荷壳牌公司”有很亲近的关系，后者在中东的地位仅次于“美孚油公司”。
但另一方面，一些属于摩根势力范围的工业公司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中却能够得到不少利润。大部分摩根财团的公司不同于石油公司，享受不到免税优待。从“冷战”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洛克菲勒财团，曾利用这一情况以求在实力上赶上摩根，并威胁摩根财团，把它降低到从属地位。
摩根集团成员的政治主张反映了这些矛盾的影响。“摩根公司”的经理亚历山大在苏伊士危机时期曾发表过一次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比任何人都更仇视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他号召把大量经费用到军事上。侵略成性的海军上将雷德福，在辞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务以后，开始在摩根的三大银行之一的“银行信托”公司工作。
不过“通用电气公司”、“安德逊·克莱顿公司”和其他摩根家族的公司的领导人却都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支持者；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对经济过分军事化的危险提出警告。若说史塔生在裁军问题上没有事先得到他主要的有钱的后台老板们的支持而擅自采取个人路线，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于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摩根家族就公开采取了这种不同的政治路线：竭力希图保持自己的利润、不同“冷战”政策决裂，但同时也准备在转向比较和平的方向时取得利益；只要这种转变对他们的整个利益有好处，而且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是可能的。
加利福尼亚财团
人口和工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增长的加利福尼亚州已有了相应的日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政治作用。对于“冷战”坚持着过分激烈看法的美国参院共和党领袖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诺兰是如此疯狂地支持蒋介石，以致被人称为“来自台湾的参议员”。诺兰的父亲是旧金山最老的银行之一——美国信托公司的经理。这个银行的头子们在食品和木材加工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并控制着夏威夷的经济。他们同华尔街的公司有密切联系，因此，看来他们宁愿同华尔街合作而不愿意同它竞争。这个财团在华盛顿的代表是国务院的法律顾问、杜勒斯的私人朋友哈尔曼·弗列格尔。
在整整一百年中，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本家们是靠着对从亚洲大陆和夏威夷群岛来的工人移民的过度剥削繁荣起来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是屠杀和反对亚洲移民的种族歧视立法的中心。旧金山的银行家们显然想把他们的控制扩大到太平洋彼岸千百万亚洲工人身上，并希望借助于自己的日益扩大的政治联系和通过加强美国对远东的统治来实现这个目的。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是被洛杉矶区（南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本家拥到高级职位上去的。这些资本家依靠制造军用飞机和开采石油而繁荣。尼克松是“冷战”的坚决追随者，他也专长于按麦卡锡的精神在美国组织反共“十字军”。尼克松很可能在1960年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既然在他发迹初期曾受到洛杉矶资本家的支持，那么现在无疑地他事先也会得到洛克菲勒和共和党其他华尔街财团领导人的支持。
在太平洋沿岸也有积极反对诺兰—尼克松路线的势力。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有一万人在教友会要求停止氢弹试验的呼吁书上签了名的城市。这里有很多人是同中国友好并建立贸易关系的支持者。码头工人和货栈工人工会就是这个运动的倡议者。
航运和木材加工工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运动。美国太平洋沿岸拥有同亚洲国家贸易的巨大潜力。现在主要由于抵制同中国的贸易，这项贸易才停滞在相当低的水平。
西海岸最重要的财团是同“美洲银行”有关的一个新财团。这个银行拥有的仓库比世界任何其他银行都多。它和它的同伙们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整个西部的银行。拥有资本十亿美元的凯塞重工业的整套企业都处在这个财团势力范围之内。这个巨大的财团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采取怎样的立场呢？这点我还不清楚。不过仍然可以列举一些可以帮助弄清这个问题的因素。
从历史背景看，“美洲银行”是在同华尔街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它曾遭受到联邦政府一些机构的无数次打击。它们力图粉碎这个金融帝国，阻止它成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美洲银行”在国外的业务活动就扩展了好几倍，现在它已能在这方面同传统上居于首位的“纽约第一花旗银行”相抗衡。
战后“美洲银行”实力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它在远东的活动。华尔街的各个银行在国外主要是履行辅助美国工业垄断组织的职能。某些银行往往属于同一个财团。但是“美洲银行”体系中的工业公司却没有重要的国外投资。同华尔街的银行相比，“美洲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营对外贸易；在它的业务中投资只起较小的作用。
1949年1月“美洲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1951年整个中美经济关系断绝后这个分行就关掉了。这家分行不顾国民党银行家的劝告在蒋介石政权已明显地处于倒台前夕开门。或许，“美洲银行”是指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生意，这个共和国正如它所期待的很快就成立了。毫无疑问，同中国开始进行贸易对于“美洲银行”和在“美洲银行”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公司，其中包括“凯塞公司”是有特别好处的。这会带来利润，并使在美国东部垄断资本竞争下受到阻碍的这个银行的业务能有所扩展。
克利夫兰财团
克利夫兰财团也是在同华尔街竞争中很快成长起来的。加入这个财团的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小财团：汉纳、马特尔—以顿和杨格。杨格获得了最惊人的成就。它从摩根财团手中抢走了对铁路网的控制，这个过程共继续了十五年，1954年杨格终于控制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克利夫兰财团除不久前在加拿大取得一些开采铁矿的企业以外，实际上在八大财团中是唯一在国外没有大量投资的财团。同时它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也没有引起像海外投资那样尖锐的政治问题。在为使他们的华尔街敌手增加投资而实行的那些代价很高的外交措施上，克利夫兰的金融家只有不大的赌注。
不久前曾任财政部长的汉弗莱是汉纳财团的领导人物之一。在华盛顿，他以在外交、内政问题上表现稳健著称。今年年初在一次接见记者时汉弗莱曾说，在美国每八人中就有一人从事军火生产。他并警告说：“如果我们每年要用近五百亿美元来备战，那么不景气就会到来。”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汉弗莱和已故的欧内斯特·魏尔不同，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冷战”反对者。迄至去年为止，魏尔一直在汉纳财团控制下的“国民钢铁公司”任总经理。汉弗莱辞掉财政部长职务后就担任了这个职位。许多年来作为美国财政界上层人物之一的魏尔曾为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用和平共处政策代替“冷战”政策进行公开活动。但是，这些活动有多少是属于他个人的行动，有多少是属于克利夫兰财团内部的主张，还不清楚。
另一个克利夫兰财团的巨头是赛鲁斯·以顿。他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正是在他的倡议下在普格沃希（在加拿大）组织了国际科学家的会晤，这次会晤对停止氢弹试验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曾作出了贡献。
死亡贩子
靠军火生产发财的资本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恶毒的因素。“通用动力公司”（生产军用飞机、火箭、潜水艇）的总经理法兰克·小佩斯不久以前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发表演说时，曾把军火生产说成是促进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刺激物。用佩斯的话来说，军火生产“会使我国社会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得到长远的和非军事性质的好处”，并有助于“人力的储备和培养”。
当然，军火生产无疑地会给“通用动力公司”和华尔街的李门兄弟家族以及有关银行带来“长远利益”。佩斯本人过去就是美国陆军部长。而“通用动力公司”的重要领导人物中至少有十四名是以前的将军、海军上将或美国军事机构的显赫官员。依靠这些军事活动家的经验，“通用动力公司”从军火生产中获得了不断增加的利润。从1953年以来，该公司的利润已经增加了一倍半。今年，“通用动力公司”活动范围已经超过了向来占第一位的“波音飞机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接受了生产“阿特拉斯”洲际导弹的定单。这种导弹在几次实验中都告失败。该公司设置在加拿大的一个飞机工厂在生产目的是用作复活西德空军的“佩刀”式喷气飞机中，竟“为我国（即美国——译注）社会取得了文化价值。”
除了受雇佣的院外集团成员以外，军火商人在美国国会也有他们的势力雄厚的走卒。扩大军事预算最有力的鼓吹者就是民主党参议员薛明顿和杰克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薛明顿是“安默生电气制造公司”（圣路易市）总经理。这个公司曾因军事定货而生意兴隆，近来，该公司还在军火生产上取得利益。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安默生电气制造公司”的资产增加了33％，并计划在最近十二个月里再增加33％，以便使它的资产最后增加一倍。
薛明顿与“通用动力公司”的若干金融巨子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把曾任美国空军采购军火的重要角色的麦克纳尼将军安插在“通用动力公司”的领导地位上。
杰克逊是从华盛顿州到美国首都来的，“波音飞机公司”的大本营就设在这个州。不久以前，该公司在工业上还处于主导地位，并与“纽约第一花旗银行”有着财政上的联系。杰克逊与“波音飞机公司”联系的真正性质还不大为人知道。不过，杰克逊在参议院为“波音飞机公司”的活动大卖气力的事却到处在传播。
军火制造商、他们的势力雄厚的财政支持者以及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好战的军人们争取更多军事定货的明显企图，常是如愿以偿。比较温和的集团对这类企图的反对十分无力，这种反抗还没有具备真正的政治运动的性质。
每逢舆论因政府支出与赋税增加而感到不安的时候，军事拨款的增长就会周期性地中止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散布一些关于缓慢地削减军事开支的“谈论”和在裁军问题上希望达成一定的国际协议的“谈论”。
但是每次总有某种国际事件被利用作为重新加强经济军事化的借口。1956年苏伊士事件以后，接着就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超预算的军事开支增加了10％。这种增加曾经暂时停止过。可是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引起了一阵乱哄哄的叫喊——要求加速制造火箭武器，而不是加紧制造美国的人造卫星。而美国政府制造火箭武器所用的钱已四十倍于在人造卫星上的花费。
威尔逊和汉弗莱的退出政府，削弱了在华盛顿的本来就很薄弱的反对军备竞赛的力量。替代汉弗莱的是经营石油开采和其他战略物资生意的安德逊。美国报纸已经透露，对于军事拨款要求，安德逊比汉弗莱具有更大的慈善心肠。
要求改变政策的力量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符合石油大王、军火商等类人物的愿望，这些人在华盛顿还是不能随心所欲。有势力的人物之间的倾轧，作为一种抑制手段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些倾轧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反对“冷战”的主力是来自美国居民的各种不同阶层，而不是来自金融资本家。
舆论促成了朝鲜流血的中止，也制止了在亚洲的其他军事挑衅。与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要求，是用多种方法来表达的。无数的学术团体、重要宗教组织、不少的工人组织纷纷支持停止氢弹试验的运动。不过，在我们面前仍有一个漫长的斗争。举例来说，著名的工会领导人物还在疯狂地支持“冷战”，还在要求增加军事定货，并把他们的主张说成是保障工会会员就业所必不可少的。
人民不但不会从“冷战”里赢得什么，也许还会丧失一切，对于这条真理的认识已愈来愈普遍了。核子战争与核子武器的危险性，在每一个人的思想上都扎了根。人民对于主要是拨作军事预算开支用的、不断增加的捐税日益感到愤慨。他们对于大企业家能够把更多的税让多数人民去负担已日益感到不安。同时，由于军火生产不能保证持久繁荣已日益明显，对失业的恐惧也增加了。
从美国国内以及全世界的趋势看来，有理由希望：美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努力，不久将益形强大，并会形成一种结束“冷战”和保障未来和平的运动。　（西译自11月20、21日苏联“真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