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　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　反动立场二十年未变阳奉阴违始终与党为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
　　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徐懋庸
　　反动立场二十年未变阳奉阴违始终与党为敌
新华社1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1月26日到29日联合召开了揭露和批判党内右派分子徐懋庸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各有关报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等三百余人。周扬、潘梓年、夏衍、刘白羽、郑昕、侯外庐、李凡夫、陈笑雨、葛洛、关锋等二十余人先后在会上作了发言。在这以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举行多次会议，对徐懋庸进行了揭发和斗争。
根据历次会议的揭露，徐懋庸从去年11月到今年8月，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徐懋庸假借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毁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污蔑新社会不民主，号召人们以“杀身成仁”的精神起来争“民主”；他把党的领导干部描写成是一些“不学无术”、只靠“地位”来实行领导的“官僚主义者”。他认为当前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几乎已经没有区别，主张在两者之间求同而不应当求异，认为求异就是宗派主义。他说：在共产党内存在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在他笔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竟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集团。他认为，凡是坚持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就是“教条主义”。他把党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青年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一律说成是“教条主义”。他竭力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迄今尚未获得解放，他们到处受到所谓“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种种迫害，以至动辄得咎。几乎在他所有的文章里都充满了对党对人民的强烈的敌意，极尽谩骂挑拨诽谤之能事。
另一方面，徐懋庸对资产阶级却抱着颂扬的态度，他竭力美化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是和无产阶级一样的拥护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可以掌握真理。
徐懋庸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不仅写了大量的反党杂文，而且制造出一套“理论”，企图把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杂文变成反党反人民的武器。他说小品文不愿意只给小干部充当“盘尼西林”，而主张小品文的锋芒主要应对准领导干部。主张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向党和人民开火。
徐懋庸的反党行为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他自己承认，他的参加革命工作，是“投机取巧”，他说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等等。”
早在1936年，他背着当时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组织，擅自写了一封极为恶劣的信给鲁迅先生，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1941年，他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曾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解放后他在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时期，严重的破坏了党的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排斥、打击他所不满的教师，对党闹独立性，同时在工作中实行个人领导，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由于他所犯的错误严重，党曾给他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行政上则给以撤职的处分。但是，徐懋庸没有接受党对他的教育，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当他离开武汉大学，调到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工作以后，不但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且仍然进行非组织活动，反对领导，包庇反革命分子，所以在1955年11月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当时他虽然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表示愿意“重新做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欺骗，就在这个时候，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不仅没有真正接受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而且开始写他的反党杂文，用“回春”、“弗先”、“梯丘”等化名发表。到了今年3、4月间，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越来越猖狂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已到，就更大量地抛出了他的反党杂文，赤裸裸地显出了他的反党面目。
徐懋庸是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近二十年来，党不断的教育他，屡次的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改正，但是他始终不肯放弃他的资产阶级立场，阳奉阴违，与党为敌，以致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口终于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在28日的会议上，“人民日报”第八版、“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编辑部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发言中，曾就自己没有及时看出徐懋庸的文章的严重反党性质而予以发表，作了自我批评，并对徐懋庸发表在这些报刊上的文章，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