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彻底斗倒反党分子王翰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监察机关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彻底斗倒反党分子王翰
新华社4日讯　监察部的干部经过坚决的斗争，最近挖掘出一个长期混在党内窃取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右派分子王翰。这个斗争是全国监察机关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右派分子王翰入党二十五年之久，他一贯曲解和反对马列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赞扬资本主义。几年来，他在监察部工作中，同右派分子彭达、陈达之等人勾结起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反对中共中央和监察部党组关于监察工作的指示和决议，企图夺取监察机关的领导权，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利用监察机关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现在他的反动面目已完全暴露出来。
整风开始，王翰认为时机来到，到处散布对党组的不满情绪，诽谤党组其他成员，进行挑拨离间；并且策动他的反党集团分子，在鸣放期间大肆攻击党组，诬蔑“党组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他的目的是企图利用整风，搞垮党组，夺取监察部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的一套反党主张。
反右派斗争以后，王翰为包庇他的反党集团，竟公开破坏反右派斗争，极力为监察部的几个党内右派分子辩护。当监察部第二司批判右派分子彭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时，王翰即察觉到他难以隐藏下去，千方百计地包庇彭达，他说：“真正骂娘的人（指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一定是毒草。红楼梦不是有个焦大吗？焦大是骂得很凶的，但他是贾府的忠实奴才。”当监察部整风领导小组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后，王翰立即向彭达通风报信，密谈到深夜，将确定彭达为右派分子的经过情况告许彭达。8月13日，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和研究监察部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时，王翰在这个会议上，竟公然向党组挑战，大发脾气，威胁说：“你们把我划成右派了（当时并未把王翰划为右派），明天我不来参加会了。”当晚又给党组写信进行威胁。
长期以来，王翰经常散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诽谤革命导师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宣传妥胁思想，歪曲建党学说。王翰在监察部党组学习“八大”文件时，歪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以后，过渡时期就结束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阶级斗争就息灭，资产阶级不需要进行改造。党组批评了他的这一谬论，他不以为然，仍到处散布。并且恶毒地攻击党所领导的历次社会改革运动，说历次社会改革运动“总是一开始反右，最后反左，结果是什么名堂也搞不出来”。他认为改革土地制度时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过火了，应该温和一些，并对自己的地主家庭被斗心怀不满。
王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大肆进行歪曲和诬蔑。他造谣说，列宁对托洛茨基等叛徒只是团结，不进行斗争。他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歪曲成“论党内妥协”，并且经常在干部中散布这一谬论，借此阻止在党内向不良倾向开展批评，企图取消党内思想斗争。他恶毒地诽谤伟大的革命导师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历史和阶级出身，并且以反对唯成分论为幌子，主张发展党员不要找成分好的，而要吸收那些未经改造的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甚至主张把一些政治历史不清、未经严格审查的人也拉进党内来。尤其是他一贯地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受党的纪律约束，经常把党的会议当成吹谈聊天的俱乐部，任意地歪曲党的方针政策，违背党的决议。他的这些言行，是企图取消列宁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而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工人阶级的政党。
王翰多方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一切都看不惯，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诬蔑国务院各部的工作是“一塌糊涂”，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他还说，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以此歌颂旧社会，贬低新社会。他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赏，并到处替黄绍竑吹嘘。他自己也散布社会主义制度有阴暗面的谬论。他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常在青年干部中赞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王翰的崇美思想也极为严重。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档案，反对国家档案局关于整理国家机关档案的规定。他吹嘘美国的导弹“高明”，赞扬资本主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甚至连他的小孩吃奶粉也一定要买美国货。
几年来，王翰一贯反对中共中央和监察部党组关于监察工作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指示和决议，企图贯彻他的与党对立的一套监察工作主张，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硬说监察机关与被监督部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督谁。他认为监察机关不仅要经常地全面地检查国家计划和决议、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查国家计划和决议的制定，认为只有这样作，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打中要害”；他反对监察机关检查事故和违法失职的案件以及处理公民控诉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是“鸡毛蒜皮，意义不大”。他甚至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主张“爱人以德”。他坚决主张搞“事先监督”，要有“上方宝剑”，这也就是说要有对财经部门行使停止支付、罚款等权力；反对监察机关依靠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进行工作，诬蔑群众路线是“抽象”的，认为监察工作走群众路线不解决问题。在体制问题上，他坚持要搞垂直领导，坚持要有管理各级监察干部的权限；反对中央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他还一贯反对加强监察机关的政治思想领导，反对监察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说什么“没有业务那有政治，业务就是政治”，他还费尽心机地企图以调整机构和领导分工来达到控制监察部的全盘工作的目的。
王翰及其反党集团为了实现上述的反党主张，在日常工作中一贯地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中央和党组的指示和决议，当面同意，背后反对，经常和党组闹对立。特别是去年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前后，王翰竭力反对中央关于双重领导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决议。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就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没有解决问题，是“泄气会”，“给干部增加包袱，双重领导给监察机关带来许多灾难，监察机关快要垮台”等等。
王翰及其反党集团还经常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诬蔑党组成员不懂业务，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他们一呼一应，互相吹捧。王翰夸耀“彭达是工业监察工作专家，是全才”；彭达则吹嘘“王翰是才子，监察部党组成员中唯有王翰熟悉业务，监察部离开王翰不行。”王翰夸耀“陈达之能干”；陈达之也说“王翰有才华，初来前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时一套套的发表意见，现在受压抑不能发挥作用。”彭达、陈达之甚至吹嘘王翰应该当选中央委员，并且暗示应该当监察部长。王翰还在干部中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企图扩大他的反党集团。
王翰及其反党集团在监察工作上的反党活动，使监察干部，特别是工业、交通系统的监察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使监察部党组在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决定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给监察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王翰这一系列的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有他一套极端反动的思想逻辑为基础的。他并且经常用相对主义和诡辩的方法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他的反党活动进行辩护。他为了坚持搞事先监督，反对中央关于事后检查的指示，就说“事先就是事后，事先事后没有绝对区别”。他为了坚持实行垂直领导，反对中央关于双重领导的决定，就说“双重、垂直各有利弊，双重好，还是垂直好，很难说”。他还经常散布“越抽象就越具体，越具体就越抽象”、“什么都不管，也就什么都管了”、“不解决问题，问题也就解决了”等谬论，以此在干部中制造混乱和消极情绪。
王翰的反党活动是由来已久的。他早在鄂北作地下工作时，就不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使地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重大损失。他在军队作政治工作时，拉拢一些思想品质不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打击工农老干部，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他还同地方党委和政府闹对立，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在中南监察委员会工作时，对中共中央中南局也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
王翰还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堕落。
右派分子王翰被挖出后，监察部的反右派斗争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0月31日至11月6日，11月25日至27日，监察部连续召开了十六次斗争王翰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张贴了揭发批判王翰反党言行的大字报一千一百多张，并举办了王翰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故意制造混乱的罪证展览会。中央工业、交通部门的监察局除派人参加斗争王翰的大会外，还组织监察干部到监察部看大字报和王翰的罪证展览会。他们对王翰的反党言行极为愤慨，表示要与监察部的同志一道和王翰斗争到底，坚决肃清王翰及其反党集团在监察干部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大家认为，王翰这个右派分子被揭露，不仅是监察部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而且是全国监察机关的重大胜利。王翰在大量罪证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罪恶深重，灵魂丑恶，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