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大学作客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伦敦航讯

　　在剑桥大学作客
　　廖训振
在一间不算大但很明亮的书房里，一位头发斑白而精神奕奕的主人正忙着烧开水泡茉莉花茶，殷勤的招待着客人，屋子里三三两两谈得很起劲，气氛显得融洽和热烈。这仿佛是在北京那条胡同的一个书房里，墙上挂着郭沫若先生的题词，书架上摆满中国的图书，而在来宾们中间又不时听到用地道的北京话在聊天。不，这不是北京，而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家里，他今天晚上特地邀请了一些朋友前来会见来自远方的客人——中国经济技术代表团团长冀朝鼎博士和其他团员们。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院士），朝鲜战争时有一个细菌战调查团赴朝调查，他就是团员之一，回来以后曾经写过一个公正的报告书，证明细菌战的恶毒的事实。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汉学家。他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着中国的历史和科学。在他的中文藏书里，有记载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很古老的“天工开物”和“皇帝内经”，也有解放后195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而桌上还摆着刚收到的一本新华书店出版的中文的“1958年最新图书目录”，他为这些书还编上了几箱中文卡片。最近他正埋头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二册，写完六册，准备写至十册。在他写作的过程中他还有新的发现，发现钟最早起源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中国，早在宋朝就有了水龙钟。由于他对中国情况很熟悉，又是英中友好协会的会长，所以当他知道中国经济技术访问团到达伦敦后，曾经三番五次地邀请我们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去他的教学所在地、英国最高学府之一——剑桥大学去作客。
11月8日下午七时，访问团九位同志应李约瑟博士的邀请，到剑桥大学作客。剑桥大学并不轻易招待客人。解放后我国在这里做过客人的第一人是经济学家冀朝鼎，1951年他在剑桥讲学时曾受过热烈的招待。最近几年，只有我国驻英代办宦乡和科学家茅以升曾在这里作过客，而这次要算是剑桥大学接待中国人规模最大的一次了。剑桥大学有二十九个学院，按照他们的习惯，在同一个时间，每个学院只能接待一个客人，因此，我们都被分配到各个学院去做客人，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女同志就被特别安排到女学院去。他们接待客人的仪式是隆重的，首先由主人引见了学院的院长或副院长，然后进入饭厅，客人坐在首席，和全体教授、讲师、学生约二、三百人一齐进餐，他们都穿着黑色袍子，教授、讲师们穿的是有袖子的长袍，学生穿的是无袖的，稍短一些。饭前饭后都由院长领着全体起立祈祷。饭后，再由主人引领客人到客房去，这是一间既宽敞而又舒适的房间，有寝室和书房，主人会把设备情况如电灯开关、盥洗间等等详细介绍一遍，使你一切感到非常方便。
由于我们住在不同的学院，因此每位同志都有自己的主人；房间安顿好了，主人又陪同我们来到了李博士的家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聚会，因为这些主人都是和中国有过深厚友谊的人。他们是谁呢？有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鲁滨逊夫人，她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一个月前冀团长还陪同她到中国各地参观游览，现在他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浦雷奔教授是中文系主任，唐诗专家，写过一本书叫“安禄山”，对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学很有研究，解放后曾经去过西安的碑林、开封的铁塔，但因为时间匆促，没有去敦煌一游，他一直感到遗憾。赖朴吾夫妇，他们在中国生活过三十多年了，儿女都生长在中国并起了中国名字。他们都能讲流利的北京话，赖先生甚至能用中文讲解数学。赖夫人在1952年参加过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回国后，经常在英国各地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一年内就作了五十多次，她对中国流露出无限眷恋的心情。经济学家施拉法先生，他是意大利人，但在剑桥大学已经三十多年了，听说他平常除了上课很少见客人，但是今天他特别高兴出来接待中国客人。他在1954年曾经参加意大利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那次访问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外还有最近刚由中国回来曾著有一本书名叫“中国经济”的经济学者爱德拉先生及夫人，英中友好协会剑桥分会会长巴罗先生和经济学者柯克女士。我们一面喝着茶，一面在欢谈，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是星期六。清晨，我们到街上游览了一下。剑桥是一座美丽而幽静的城市，面积不大，人口只有九万多，其中学生约八千余人。主要的建筑物都是剑桥大学的各学院、教堂和图书馆，最老的学院是彼得浩斯，建于1284年。他们的学院和我国的不同，不以学科来分，而以创办人和建筑先后分，实际上是一个宿舍。这里有一个现象和北京却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学生骑自行车的特别多。由于学生上课都得穿黑色短袍，有人说笑话，每当下课时，满街都像许多燕子在飞。这天，正巧是一年一度的罂粟节，所有剑桥大学学生都沉醉在狂欢里。他们化装成各种肤色各种职业的人，想尽各种各样新奇的办法向行人募捐；奏乐打鼓，非常热闹。据说这一天原是在第一次大战时为伤兵募捐的日子，但流传到现在已变成大学生们狂欢的日子了。
上午，剑桥大学副校长、生物学家阿迪·利恩爵士接见了我们。他很高兴的指给我们看在他的大客厅里挂着一幅齐白石的画，和牛顿用过的钟，这只钟到现在还走着。原来牛顿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就住在校长室对面的小楼上，在那里还住过著名哲学家培根，历史学家马可来和诗人田尼生。从校长室出来李博士介绍我们专家和各专业教授见面，并参观他们的实验室，其中有卡文迪斯实验室，这是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个老实验室，英国物理学家威尔逊在1911年即在这里创造了云雾室，成为核子物理研究中的重要工具。教授们都很热情地把他们自己写的书和研究报告亲自送给我们的同志，并且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提供了一些在科学研究上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他们对中国几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表示很大兴趣和惊奇。一位热工学教授哈洛克博士就说：“中国在世界上的进步是惊人的，我们很高兴。”经济学教授巴罗先生说：“中国农业合作化做得真好，通过典型试验，培养干部，总结经验，全面推广，结果五亿多农民都合作化了；最初看去进行很慢，实际是稳而快。这种变化真是伟大而神奇。”
在离别前，李博士又特地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在十七位客人中，有十位曾经到过中国。在这个宴会上我们还碰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量子力学家迪拉克教授。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力技术顾问邓照明问他：“量子力学近年来有什么重大的进展？”时，他很快就说：“两个中国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所发现的微观世界中的新规律打破宇称守恒定律，是量子力学最重要的发展。”
时间不允许我们多留，在“希望有机会再见！”“北京再见！”的声中，我们又踏上火车和剑桥的朋友们告别了。在回程中，同志们的共同感觉是：这是一次充满着友谊和非常愉快的会见，就是时间太短了！
　　　　　　　　　　　　　　　 11月24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