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悬崖边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应该猛醒？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悬崖边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应该猛醒？
　　本报记者　王青
煤炭工业部的大楼里，在贴满走廊的无数大字报中间，有百来张大字报都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张文。
张文是谁？是什么原因使他引起了这样多人的注意？群众对他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张文在思想上、作风上又有哪些明显的弱点？这些都是问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文现在是煤炭工业部安全监察局的副局长。安全监察局的任务是监督和保证全国煤矿工人的生产安全，作为这个局的负责人（1957年以前没有正局长），张文所担负的责任不能说不重要。可是，几年来张文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委托。
在工作中，张文不是兢兢业业地对革命事业负责，而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譬如，局里有时开会，他独自在一旁看报，既不分析情况，又不听取群众意见，会议结束前，他起立发言，结果他说的和大家谈的完全两回事，使大家莫名其妙。部务会议，他不愿意参加，派人去参加回来，对部的决定他又拒绝执行。有一次，部务会议决定关于保安规程的指示规程的编制问题，由安全监察局负责。张文嫌麻烦，不同意，并且大发脾气说：“谁愿干谁干，反正我们不干！”另一次，部决定安全监察局起草“煤矿事故报告规程”的工作，张文又不同意。由于各地煤矿急需这项规程，因此，局里的许多工作人员出于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得不避开张文而偷着干。有时同志们开会研究工作，被他发现了，他竟把会议驱散。等到同志们把这项规程草案拟出来以后，张文又长期积压，拒不签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哲学，使得张文对工作抱了极端的冷漠态度。他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工作，也没有主动地向领导请示和汇报过。每天，他逍遥自在，在自己的办公室吸吸烟，看看报，甚至工作时间内到处、科找人闲聊，影响工作。这些年来，安全监察局在张文的领导下，从局到处，没有系统的计划，工作长时期陷于自流而忙乱的状态。
谁“太天真”
张文常常爱用教训的口吻警告他的下属：“太天真！”这“太天真”指的是什么呢？
安全监察局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没有开展，许多干部闲得发慌。于是有些人便去找张文要工作。对群众的这种工作热情，张文的答复却是：“你们太天真了！”
一次，有几名干部下矿检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回来以后向张文汇报，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示，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或是由张文向上级汇报，转请部领导解决。这种正常而又正当的要求，同样遭到指责。张文大发脾气说：“发生这样的事故，部长不知道吗？生产司不知道吗？你们本事真大，太天真了！”又是“太天真”。
去年，鹤岗煤矿连续发生事故，局里的几个干部要求下去进行检查。他们向马局长请示得到同意以后，便去准备行装。他们正在向财务司领钱要去买车票的时候，遇上了张文；张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又是那句老话：太天真！
“太天真”这句话，在张文口里，实际上是他推卸责任、发泄不满的代名词。
不寻常的“出差”
张文有时也下去检查工作。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走马看花”。其实，他是连“花”也常常不看的。
不久以前，张文带着人去峰峰煤矿帮助成立安全监察局。在峰峰，他共停留了十多天。峰峰矿务局的负责人对部里来人抱着很大的希望，提出了去矿井检查安全情况的要求。可是，张文并没有去，他住在招待所睡觉、打扑克。矿务局党委书记来找张文研究建局的问题，张文打扑克的兴趣正浓，那有心思谈工作，党委书记等得无可奈何地走了。
从峰峰，张文又到了井陉煤矿。在这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招待所休息。当然，他也去了矿井，但是行色匆匆。从一矿井上来，矿长希望听到张文对工作的指示，张文却让随从干部去谈，自己倒在沙发上，闭起双眼，休息起来。从沙发上起来，张文提出要去看新安装的风机。矿上立即派来了汽车代步。可是，他并没有去看风机。井陉是张文的故乡；在风机的附近他下了车，转到一个村庄去看老朋友去了。
在井陉，张文还做了另一件事：找了很多朋友，花了不少钱，费了时间，为死去的父亲和弟弟立起了石碑。
从井陉回到北京，张文既不能向领导汇报，也不能向下级作指示。闲住，聊天，看朋友，修坟墓……，他能够拿出些什么来呢？
张文的出差对工作没有帮助，对任何人也没有帮助。就因为这个，安全监察局的青年们，谁也不愿意跟着自己的张副局长外出了。
厌倦了党的生活
张文是共产党员，有着三十年的党龄。按照一般的情况，他应当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应当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应当严格地而且充分自觉地履行党员的义务。但是不然。他对政治学习没有兴趣，从来不大看学习文件，即使在规定的学习时间之内。党的会议，他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他感到厌倦。几年来，由于他的主张和坚持，安全监察局的党的小组会议，多是占用工作时间——他不肯“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他参加党的会议，常常带着烦躁的心情，开会之前问：“又开什么会？”开会中间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不是那一套！”“谁还不了解谁，哪有那样多的意见！”严肃的会议，他看成了最大的负担。
最能表现他和党的关系的，还是在交党费问题上。
长期以来，张文每当领到薪金的时候，他就从薪金袋里抽出一张五元的钞票，让党小组长和工会小组长“分配”：三元五角交党费，一元五角交工会会费。但是，按照他的收入，按照规定，五元是不够的：党费不足，会费也少些。党的小组长当然不能同意，去找他让他缴足。可是，张文非常蛮横，每次都要发生争吵。为了这件事，他竟向党小组长发过五次脾气，他甚至还说：“交党费是自愿（？）！”“你们像资本家要账的一样！”
“过去受资本家压迫，现在受共产党压迫！”……。有一次吵得太过份了，竟有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要拿出钱来为张文垫足党费！
张文！你究竟还算不算一个党员？把党看成了什么！三十年的老党员，竟在思想上这样糟糕，那你怎样理解党章的规定的，你又是怎样理解党员的义务的？
志趣的一斑
既然对一切都淡漠乏味，那么，张文有些什么志趣呢？说来也许不会相信，许多人竟不能作出答案。但是，有人也揭开了他的一些秘密。
翻开“煤炭工业”月刊，连续几期上都有张文署名的文章。但是，了解内情的人们知道，这并不是出自张文之手，而是监察局其他同志劳动的结果。这些同志写了文章，请张文审阅；张文作了极少的修改（有一篇只加了四个字，最后还被刊物编辑删去了），却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强分稿费。一直到整风第三阶段开始，煤炭工业部整风领导小组发出通报以后，他才把稿费退了出来。
在别人的文章上署名，张文还不止是为了分得稿费。在他去大同出差的时候，他竟问当地监察局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文章没有？”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
用别人的劳动来换取享受和名誉是不光荣的，这种志趣实际是一种极恶劣的剥削阶级思想。一只脚跨出了党的大门
张文是煤矿工人出身，他的父亲也是煤矿工人。他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党的地下交通员，县委组织部长，华北煤矿管理局生产处处长和管理局副局长。在那些紧张斗争艰苦时日里，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日日夜夜地为党工作；在煤矿管理局，他也曾深入现场，钻研生产，在工作中有所建树。可是，在今天这一切并没有成为督促他不断前进的力量，他陶醉于自己的资格老，出身好，为党作过些工作，并以此而自恃，而停滞不前，而故步自封。很多曾经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大踏步前进了，他不是借以激励自己，而是牢骚满腹，抱怨组织。对那些党龄不如他长的领导同志，他竟采取了对抗和轻蔑的态度。党发现了他的一系列的错误，为了挽救他，曾经找他谈话，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曾为他开会，给他以批评和教育。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猛醒悔悟；他拒绝帮助，怨恨揭发他的错误的同志，甚至对同志们大发脾气，说什么“你们不如说我是反革命，台湾派来的……”。
到这里，张文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党的大门。什么是党的事业，哪里是前进的方向，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使用才有价值，这一切，张文已经丧失了辨别能力？他没有了理想，爱憎在他身上也失去了明显的界限。就这样，无端的自负，无穷的抱怨，加上自己在身上撒下的自私自利的霉菌的蔓延，就使得这个曾经从战斗中走过来的有着三十年党龄的人，完全丧失了朝气，政治生命慢慢地枯萎了下来。
张文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正在向悬崖之边跨出最后的一步。谁能来挽救他呢，除了党，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