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凶手的考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对凶手的考察
　　庄农
徐懋庸说自己是不怕牺牲的“勇士”，“社会阴暗”的“扫除者”，“真理”的代表，“正义”的化身，总之，是“伟大”极了。然而事实却证明，他只不过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凶手，所谓“拚得一身剐”者，原是想把共产党“拉下马”来的。
要罪证多得很。他自己列出的就有八大“罪状”，算得上铁案如山了。有一项叫作“恶毒攻击高级干部、领导干部”。只是这一项的事例，也便数不清。半年多中的近百篇杂文，一半以上，都干的是这勾当。至于，“蝉噪居漫笔”、“武器、刑具和道具”、“大场面的墙”、
“百家争鸣的逆风”以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所谓“民主”的那一套杂文，只不过是罪证中较显著的，绝不是全部。
徐懋庸攻击“高级干部”的手段有多种多样：漫骂有之，诬蔑有之，挖苦、丑化、暗箭中伤、含血喷人不一而足，而且种种又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在徐懋庸的笔下，那些“八级高干”、“九级高干”、“省委书记”、“部长级领导”、“一个高级领导”和“一个更高级的领导”等等，竟是连一个像样的都没有。他们或者被辱骂为“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的“奴才”；或者被挖苦为不学无术只是靠了“秘本”向人兜售“灵丹妙药”的江湖骗子；或者被丑化为“昏庸”“多忌”“怯懦”“心胸狭隘”“色厉内荏”的脓包样的统治者，是“一挤就垮”的。既然这些“高干”如此不济，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徐懋庸却偏偏又说他们可怕的很：是“捕鼠的猫”、“捕蝉的螳螂”。总之是坏透了，古往今来，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样肮脏过、混乱过、黑暗过。倘不由徐懋庸之流的“扫除者”们出来彻底“扫除”一番，是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世界将要永无天日的了。这是多么恶毒的诬蔑！
然而，人民却不耐烦再听徐懋庸之流喋喋不休，在他们眼里，是非、功过、善恶、丑美、真伪样样都是分明的，并非徐懋庸之流的花言巧语所能迷惑，终于忍无可忍，亲自动手来“扫除”他们了。挥手之间，把徐懋庸之流的社会渣滓、垃圾、蛆虫们，便都扫集起来（其实，也不过只是一小撮），堆在墙角下。这一来，现了原形，那些兴妖作怪、为非作歹的所谓“勇士”者流，其实不过是可鄙而又可笑的丑角罢了。
然而，他却又要为自己辩解。说是不能把凶手只看作是凶手，还要由“研究人的专家”，去考察一下促使他们犯罪的经过才行。因为据他说也许“会发现这个人曾经因为犯了轻微的罪过而受到过分严厉的惩罚，这使得他仇恨社会制度，这引起他的反抗……”。（3月15日人民日报八版回春：“简单与复杂”）
这是凶手的不打自招、又是凶手的狡辩。
于是，我们来考察这个凶手的犯罪经过。
正是徐懋庸“做八品文官，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当权”的时候，他利用这“权”任性地破坏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党于是对这个身为共产党员的“文官”检查、批评、教育了一番，并且给了行政撤职和党内警告的处分。然后，又调他到另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去，还是“做的文官”，仍然还“当权”，可算是待之不薄了。然而他却“怨毒入骨”，立志“报仇”。这次是利用“权”来组织小集团，公然地干起了反党活动。党于是再来教育他，给以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仍留在党内加以挽救，而且送他到科学院去作研究工作，这不能说不算仁至义尽了，但他却利用着“心有常闲”的时间，更集中的大量的作起反党活动来，半年之中向党投射出了近百篇、二十多万字的毒箭。而且还宣称：要“破釜沉舟”、或者是你“下台”，或者是我“消亡”，总之，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了。
其实，所谓对“惩罚的报复”，也不过是一种掩饰本来面目的幌子。我们可以考察出这凶手的更深的根底来。
据徐懋庸说，他“希望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方面”能够按照他的主意“有所改造”。比如说改造成这个样子：对叛徒要尊敬，对凶手要同情，把剥削应看作善良、美德，对夺取政权者要“谦让”，马克思主义应该取消，即使不取消起码也要“剜去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要废除，现在的领导统统要下台，对所有人不分阶级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等等。
据说，他原想对党进行和平改造的，然而他又知道，“不经过斗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不肯自行消亡的”。于是便大力发动：“不要怕不民主”，“不能等他们自动放手”，要用“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而且要集中攻击“高级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骨干），他们是“一挤就垮”的，并没有什么可怕。他向那些还怯于公然反党的人大喊“随我来”，充当了反党的急先锋。
然而，雄谋成虚话，凶手就擒了。而且终于开始说了一些实话。大意是说：为了达到攻击高级干部的目的，材料并非事实，有些是幻想、牵强附会、歪曲、夸大，而且是东拉西扯，在几篇文章中写了又写不嫌重复，手段是卑鄙之至的（摘自徐懋庸检讨材料）。
我们的考察，加上这自我的招供，证明了：徐懋庸“是一个凶手”，“仅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