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关于杂文的谬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徐懋庸关于杂文的谬论
岳军
徐懋庸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写了近百篇杂文。这样的杂文
“作家”，自然会有一套杂文“理论”的。他的杂文“理论”，乍看之下，着实迷人得很。但剥开皮来，却尽是脏东西。徐懋庸自认他“吃的是大豆，而放出来的却是屁”〔注〕。我以为，屁也不过是臭，害不得人的，而徐懋庸放出来的却是毒瓦斯。
一再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党的处分的徐懋庸，对党和新社会有着刻骨仇恨。他深知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杂文更富于战斗的特性。他企图把杂文变成反党反人民的“匕首”和“投枪”。他说，杂文是群众的街谈巷议，在“现在的中国，似乎领导人最不宜于用杂文。我在当‘八品文官’的时候，讲得对的杂文式的话，比起讲得错的官话式的话来，远远地更为有些人们所切齿。我后来才悟得了其中的道理，是在于人们以为‘官’的话是解决他们的命运的，而群众的话，则无足轻重。所以，我一脱离了‘官’的地位，讲话就可以自由些了……。”这里，徐懋庸一方面恶毒地把今天的高级干部形容成旧社会的“官”，说他们不讲真话，挑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煽动有些人以杂文攻击领导干部。徐懋庸便是以他的杂文“很不愿意只给小干部充当盘尼西林”为“骄傲”的。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徐懋庸却用杂文嘲笑和攻击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
徐懋庸怎样用杂文来攻击党和人民呢？他自问自答道：“讽刺者可不可以参入对自己所受的不平的报复？我以为，也可以，……。”但徐懋庸自知：“如把我亲自的所感尽情说出来，那就更讨人厌”了，所以他主张：杂文“有的地方要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
如果人们以为“委婉曲折”只是某个作者的风格问题，那就要上当了。徐懋庸的“委婉曲折”，正是他反党的主要手法之一。他的近百篇杂文中，特别是先前的几篇，或摘引马克思主义词句，或耍弄哲学名词，或搬用历史知识，隐晦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结果给读者灌输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党反人民的思想而不露马脚。徐懋庸杂文的“委婉曲折”，当初着实使一些人上了当的。这正是他的恶毒之处。
“委婉曲折”，是杂文的笔法问题。然而“委婉曲折”，在不同情况下，在不同立场的不同作者，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效果。我们说，人民的时代，革命的杂文作者的革命的杂文，可以写得明快些。黑暗统治年代的鲁迅，用了很多“曲笔”，这在鲁迅是不得不然。石头下的花草，若要生存、发展，非弯弯曲曲地生长不可的。但鲁迅杂文，始终是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所以，杂文的根本问题，仍在杂文作者的立场、杂文的思想内容。
徐懋庸说，杂文要“讲实话”、要“从真理出发”、要锋利、要“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自己的风格。”还要：“加一点未必是大家知道的知识”。这儿独独没有立场问题，结果前面的那些“理论”，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去运用。每个作者都是有立场的，徐懋庸也不例外。他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不过他不便明说罢了。
好的杂文作者，要有文学色彩，要有丰富的社会、历史、科学、文学的知识。但文学色彩、丰富的知识，只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有所寄托。鲁迅杂文之所以颠扑不破，首先就植根于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它的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这前提下，加上他的高超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便使他的杂文更丰采焕发了。否则，像徐懋庸那样，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即便有点儿“知识”、有点儿“艺术”、有点儿“科学”，甚至有点儿“大家未必知道的知识”，却还是一个反党急先锋！
注：引语凡不注明出处的，都引自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讽刺”（1957年5月28日北京日报）、“关于杂文的通讯”（1957年7月号长江文艺）、“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