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他已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
　　本报记者　林沫
我们到白云布拉格牧场去参观，这地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那广阔似海的大草原的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国营牧场，方圆三、四百里，有两万多头牲畜。我们乘汽车这里、那里跑了一天，后来到了一个饲养杂种羊（新疆细毛羊同蒙古羊杂交所生）的分场。
从羊群那边走过一个小伙子，他足踏马靴，手里拿着套马杆子，脸孔黑红黑红，一望而知，这是长久在草原的野风和烈日下生活着的一个牧区青年。我们同来的一位蒙古族同志上去同他打招呼，他们就以蒙古话攀谈起来。他的话操着地道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口音，又满是牧民群众的语汇。起初我们以为他是当地牧民的子弟，当他用汉话说出，他原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汉族青年时，我们都十分惊讶。
这样，我们就更加注意起这个受人夸赞的青年，看他那红扑扑的脸，一身结实的肌肉，粗壮的臂膀；他朴实而有些腼腆，见了人只是笑；但心怀开朗而愉快，在他面前是无边的草原，满天的阳光，广阔的生活……。
“谈一谈吧，你是怎样学会蒙古话的？”走进他们在放牧地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我们这样问他。
张士铨对我们的问题沉思起来，他深深地回忆起往事，谈起他的学习课程。不过，他没有谈如何学习蒙古语文的发音和文法，他谈的是一个汉族青年，如何逐步地和兄弟民族接近起来，最后终于在草原上安家落户。
几辆牛车，在大雪后的草原上慢吞吞地行走着。车上的人，眉毛、狐皮帽子和皮大衣的领子都结着一层冰霜。这是张士铨第一次参加一个兽医防疫队到牧区去，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张士铨从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开办的畜牧兽医专修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来工作。他抱着一个青年团员的志愿和决心，要求领导上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在祖国边疆的建设中，投入自己的一分力量。
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带着新奇的眼光走向生活，他要看看草原有多么大，蒙古包是什么样子，牧民怎么饲养大群的牲畜……
他和大家坐在牛车上，日夜不停地走着。四外全是白茫茫的雪野，看不到人家，也没有村落，蒙古包也被雪盖住了。对这种不平凡的景象，他感到兴奋，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胆怯。有时他想到这些牛车，像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有时又想到在苏联北极地区那饲养驯鹿的游牧生活……
在他的想像中，生活是美丽而动人的，但一接触到现实，又好像生活不是属于自己的，处处都感到生疏与不惯。他第一次到牧民家里，蒙古包该怎么进出，到里边该坐在什么地方，吃起“手扒肉”如何使用刀子……几乎事事都要人来教。睡觉要盖羊皮被，吃起饭来是每天两次奶茶一顿肉，他实在感到别扭。甚至牧民家里那些凶猛的狗，也成了他行动中最大的威胁。
下去之前，张士铨就听人说，由于吃食不习惯，初次到牧区很容易泻肚子，他就带了一大包止泻的药。后来，他怀疑说这话的是故意开他的玩笑，因为这些药是完全白带了。
谈到那时的生活，张士铨说：“当时觉得生活苦是苦，但心里却又感到很得意。”因为那时牧民家里如果来了兽医，真是如获至宝，特别又听说张士铨是从北京毛主席那地方来的，是个汉人，又是个能干的青年，那些蒙古老乡呀，互相争夺着把他拉到自己家里住。进蒙古包让他坐首座，吃饭的时候先把头一碗捧给他，睡觉的时候要把被子给他盖好。张士铨虽然不懂一句蒙古话，但他们彼此并不用语言表白自己的心，而是以实际行动。张士铨以紧张的工作回答大家，他整天弯着腰，不停地给牲畜注射，一天要注射两千只羊。
有一次张士铨病倒了，这可急坏了蒙古老妈妈：一会儿给下挂面，一会儿又去煮肉粥，另一家又给送来了奶油烙饼。老妈妈坐在旁边给他唱歌儿，让他不要想家……
张士铨在草原走过很多路，住过很多蒙古包，开始熟悉了牧区的生活，但领导上一个电报，又把他派到了农业区。
这次是张士铨一个人单独地活动了。他背着一个行李卷，在乡下串营子，到各家帮助农民防治牲畜的疫病。到每个村子里，他吃遍百家的饭，差不多顿顿都是：高粱米饭，大葱沾酱，或者是小白菜沾酱。他见农民吃得很香甜，自己慢慢也吃出味来了。离开了牧区的奶茶和“手扒肉”，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日子久了，他产生了厌倦情绪，思想动摇起来，他心想：这样一年四季在乡下转，啥也见不着，政治上、技术上怎么提高呵？他又想起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
年终的时候，他回到了机关。机关里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三反”“五反”运动。他当了“打虎队”员，一面向贪污分子作斗争，一面在内心责问自己：一个人生活的目的难道是追求生活的舒适和个人享受吗？你在乡下吃了点苦，刚开始受到些锻炼，就想逃避困难，你的年青的志愿、迎接生活的勇气和决心都到那里去了？
“三反、五反”运动帮他卸掉了思想上的包袱，当领导再次分配他到牧区工作的时候，他就轻松愉快地下去了。
1952年3月，草原上还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他们十来个人，骑着马从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去，全程一千五百来里，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不会骑马的张士铨一次又一次地被摔下来。有一次头冲下跌下来，给摔得昏迷过去了，但过了一阵清醒过来，也觉得没有啥，而且越摔胆子越大了，对骑马发生了兴趣。有时夜里也走，一夜跑一百多里。还学会了在草原上过夜，拿马鞍当枕头，马缠作褥子，把皮大衣往身上一裹，就睡开了。
到锡林郭勒盟不久，他就被分配到国营牧场去。那时牧场还是初建，牲畜不多，只有几个职工，两顶蒙古包，此外，就是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
夜晚，张士铨在蒙古包里睡下来。
草原呵，是那样的安静。
一炉子牛粪火早已烧尽了。躺在他身边的几个蒙古族牧工，经过一天的劳累，都已入睡了。张士铨怎么也睡不着，他兴奋又有些不安：过去下牧区，下农村，还能回机关，到城市；现在，他第一次感觉到，要把蒙古包当作自己的家，要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
同几个蒙古族牧工生活在一起，张士铨下决心要学蒙古话了。他每天见到什么就问，一字一句地记到本子上。不知道是他过于心急呢，还是学习方法不对头，总之他感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是那么难学，有些话他一遍又一遍地死死记下来，却转眼就又忘了。有时他把“羊被狼吃了”说成“狼被羊吃了”，就逗得牧工们抱着肚子笑呵，笑呵……
后来，有一件事情进一步帮助了他的学习：他叫牧工到马群里去抓一匹有病的马，但一连抓了几匹也不是他所要的。他越急越说不清，牧工已经累得满身大汗，最后把套马杆一撩，说什么也不抓了。两个人各用自己的语言，各说各的道理，吵了一通。
张士铨气得坐在地上，越想越伤心，工作中的困难、语言的不通、平时隐藏在内心的生活中的苦闷一下都涌上心头，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跑去找场长，吵着牧场的工作他干不了，要卷起行李回盟里去。
场长华·毕力格同志却是一个劲地安慰他，给他煮茶，取奶食品，做奶油烙饼，亲亲热热地给他闹了一顿饭。等他吃了，喝了，气也消了，老场长这才笑嘻嘻地同他闲扯起来：“小张呵，你看，我们这不是一家人吗？咱们天天在一个锅里吃喝，一块干活，一起说笑。要是我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到，你可以提呵，不要哭得那么伤心。”他燃起一锅烟，一手抱着小张的肩膀，从蒙古包里走出来，继续像一个老父亲那样亲切地谈着：“你是北京人，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你该知道，要不是新社会，咱们蒙、汉两家人像亲兄弟这样的生活在一起可不容易呵！你来了，来帮助我们搞建设，这很好，我们真是搭心眼里喜欢你呵！你要离开我们，难道你不喜欢我们吗？这里有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光荣任务，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牧场。我们共同伸出手来，好好在这里干吧！”
老场长对人的态度和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感到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坏孩子，别人真心地爱自己，但自己却对他们不忠心。他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要想踏踏实实地在这里生活下来，光下决心吃苦是不行的，还必须对这里的生活发生兴趣，要爱大家，爱草原。
他从这里受到了教育和对生活的启示，再一次地摆脱自己的思想包袱。草原上的生活对他来说，逐渐成为自自然然的和轻松愉快的了。至于学习蒙古话，也和对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逐渐对这事有了喜好，自然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这有什么奥妙呢？”他说，“蒙古包就是你的家，这生活就是你的生活、有谁家的孩子还学不会说话呀！”
最后，张士铨这样描述了他同草原的关系：
“如今呢，语言也通了，生活也习惯了，思想上、生活上算是已经在草原上定居了。我在这里已经结了婚，现在连孩子也有了，一个人变成三个人了。来时算是一根小树苗子，现在已经长高，长大了。这地方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草原，风雪，对我都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望见每个山包啦，小河啦，都会想起在这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好像草原会说话，它会同我谈到很多东西。”（附图片）
刘勃舒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