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事在人为
无数农业增产的先进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每个县，每个区，每个农业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人家能办到，为什么我们办不到？”
　　12月14日浙江日报社论摘要
四年来，浙江全省粮食生产多数县增产，部分县平产，少数县减产。而增产县当中，又有的增得快，有的增得慢。这些不平衡的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农业生产即使是在目前这种比较落后的工具装备条件下，潜力也是极大的。潜力就在这种产量高低悬殊、增产速度快慢不一之中。现在，全省不仅有许多社和乡已经达到了亩产量八百斤（其中有的已经超过了一千斤），而且有的县已经在全县（市郊区）范围内达到了八百斤。根据统计材料，他们在解放初期粮食亩产量的基数和同类地区的基数是不相上下的，他们达到了八百斤，这就说明其他地区也同样蕴藏着能够达到八百斤指标的潜力。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产量高低悬殊、增产速度快慢不一呢？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说：自然条件好坏是一个原因，受灾程度不同也是一个原因。我们说，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在客观条件相似甚至相同的地区，仍然会有产量高低悬殊、增产速度快慢不一的现象呢？
世上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的数字类比来看：
一，在土地利用方面。以同处平原地区的黄岩和平阳来相互比较，黄岩县，1956年双季稻面积占水田82.5％，秋冬两季没有闲田，并且已有10％的田冬季种植绿肥和裸麦间作，成为一年三熟，全年产量达到九百斤以上。而平阳县处于浙南亚热地带，无霜期长达二百七十五天，其他生产也比黄岩、温岭要好，但是冬种面积还不到50％，尚有冬闲田五十二万亩，许多地方仍然采用燥耕、晒白、烧泥块的老办法。1956年粮食产量每亩只有五百几十斤，1956年比1952年只增长6％左右。
二，在增加肥料方面。丘陵地区的临安县，解放初期只有绿肥二万八千亩，到1956年，达到七万五千亩，占水田面积60％；1951年有生猪一万七千头，1956年发展到四万七千头，平均三亩四分田有猪一头。由于肥料充足，1956年粮食亩产量达到五百七十三斤，近四年来粮食增产49.5％，由解放前每年缺粮三个月变为现在余粮六个月。而平原地区的平阳县，目前绿肥只占水田面积的13％，平均八亩六分田才有一头猪，这也是这个县粮食增产很慢，亩产量比黄岩、温岭低二百多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在兴修水利方面。以诸暨和仙居来相互比较，诸暨县1950年至1956年的七年间，连续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平均每年用工二百二十二万多个，全县每个男女整劳动力每年出工十五个，1956年每个劳力出工达三十六个。目前全县能抗旱三十天以上的水田已达94％，双季稻面积达到71.5％，连作稻从1949年的九千亩发展到二十六万亩，1956年粮食亩产量达到六百零二斤，比1949年增长67％。可是，仙居县四年来只兴修水利一百五十三处，用工十三万个，每一男女整劳动力每年出工零点三三个，扩大灌溉面积不到三千亩，易旱面积仍占40％，因此，1956年粮食亩产量只有三百二十八斤，比1952年产量还减少14.2％。
从以上三方面的数字对比来看，问题已经得到了十分明确而又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什么在客观条件相似甚至相同的地区，仍然会有产量高低悬殊、增产速度快慢不一的现象呢？决定的问题还在于正确的领导，也就是说，“事在人为”。
合作化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途。要使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在合作化的有利条件下来一个跃进，也就是说要使农业发展纲要得以实现，非依靠人的努力不可。今天有无数先进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这就向我们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每一个乡和每一个社，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人家能办到，为什么我们办不到？”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去和那些走在前头的社、乡、区、县比较一下吧！比比产量高低，比比工作好坏。从比较中寻找自己落在后面的原因——是自己的领导工作信心不足、劲头不够呢？还是不摸底细、心中无数、对生产的潜力估计不足？是强调地区条件的特殊性、对先进事物缺乏敏感呢？还是依赖国家解决困难、忽视了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满足于行政领导、不钻研生产技术呢？还是工作中受了挫折以后没有从中正确地吸取教训、反而缩手缩脚连适合当地情况的先进经验也不敢推广了？总之，从对照比较中，具体地分析本地的生产情况和工作情况，找出自己不如人家的主客观原因，这就找到了今后具体的奋斗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