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洪深兄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忆洪深兄
田汉
编者注：“洪深文集”最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陆续出版，全书共分四册，约一百五十万字，内收洪深同志重要剧作及论文。这是田汉同志为文集写的代序。
1955年8月22日的午后，因为将要到华南旅行，我正在赶写一篇文章，并结束一下机关的工作，忽然接到对外文化联络局的电话，说洪深先生找我和阳翰笙、夏衍两同志去谈谈。知道深兄病况转坏，我心里很紧张，因一时找不到阳、夏两兄，我去铁狮子胡同邀了欧阳予倩同志赶到什锦花园小细管胡同十号，深兄正睡在客堂里的藤床上，洪师母也在侧，女护士正安排给他打止痛针。
洪先生见我们来了很兴奋。我问起见邀的原因，他说他的病可能不起，他的夫人在北影洗印厂服务得很勤慎，有“模范工作者”之称，他很放心，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洪钢、洪铜。她们在学校里成绩都很好，只是年纪还小，无论在那一方面都还需要照顾的，他特别希望我在政治上给她们以帮助，使她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我答应了。我劝他对于他的病不要过于紧张。大夫既证明不是癌（这当然是安慰他的），而是一般的肺病，以他的体质，以今天北京的医疗条件，是完全有办法的。“治病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精神上不要先被击败了。”我说。我还笑着提起他早年几次夸大他的病况，说医生宣告过他的胃病严重，只能再活两年，而他只剩一年好活了，但后来他又活了好些个两年，胃病也终于好了。又谈起1937年他领着救亡演剧二队由南京渡江到徐州、郑州一带战区工作，那时战局紧张，到战地工作，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因此，他曾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寿昌，再见。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分手了，愿你保重。”这种悲壮的台词还留在我的耳朵里，可是不到三个月我们又在武汉见面了。深兄想起当日的情况也愉快地笑了。
洪先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也是一个挺理智、挺客观的人，他又有极丰富的科学常识，明白自己病体的严重情况，指着架子上的书对我说：“这些书有些送给予倩，有些送给你。”我听了十分黯然。予倩笑着说：“你姑妄言之吧。”
护士要开始打针，他催我们走，我们就老实地回来了。后来我真是失悔，没有趁这个时候多跟他谈一些重要的艺术思想上的问题，也没有能帮助他解决他要求已久的组织问题，这对我们、对他自己都是很大的损失。
隔了一两天，洪先生病体更重，就从他家里搬到苏联红十字医院去了。我在他入院的第二天，在崇文门大街买了几钵鲜花去看他。那天他精神还好，很快地便走出病房，亲给洪师母打电话。这一天我原想接触一些问题的，洪先生谈起前一天他兄弟来看他的事，似乎有些激动，我就没讲下去了。
第三天我匆匆陪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去了，没有再去看他。据说他曾向安娥问起过我：“寿昌什么时候转来？”安娥说：“可能在半个月后。”他就不作声了。
到广州的第三天，我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爱群饭店楼下餐厅进餐，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丁波同志交给我一封张光年同志发来的急电。深兄逝世了！才离开他一两天，我跟他真是永不能见面了，我哭了。
我把洪深兄的生平和他的死给我们大家的损失告诉阿尔巴尼亚朋友们，他们有的也认识他，都跟我们一样的震悼！
曾经想写文章、写诗哭洪深兄，但一直没有能写；曾经领戏剧界代表们，也曾陪洪师母去扫过他的墓，但这还远远不能表达我的哀感。
去年8月29日我在上海大舞台向一千五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做报告，当我告诉他们那天正是洪先生逝世周年忌的时候，全场都起立为洪先生默哀。洪深兄早期的戏剧活动主要是在上海，上海人民对洪先生是特别熟悉的、亲密的。他们对洪先生的死感到分外的损失和悲痛是很自然的。
洪深兄在上海的活动中政治性最强的一次应该是为罗克的“不怕死”（“上海快车”）而大闹大光明影戏院的事件了。罗克这部片子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侮辱中国人民，洪先生看了这部片子之后非常愤慨，他到日晖里四十一号南国社来找我商量，说他安排去影院讲话，要观众不要看。他估计：这样一定会引起影院外国经理和巡捕房的干涉。但他已经跟明星公司的律师谈过了，一旦被捕，请他出庭辩护。洪先生只是感到一个人去闹，势力单薄，出了事没人报信。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一行动计划，找了几位社员同志跟洪先生去，顺便助他的威，那是音乐家张曙，电影名演员金焰和青年记者廖沫沙（今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长）三位。 （未完，待续）（附图片）
洪深像 徐悲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