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为什么不如山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平原为什么不如山区？
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第一书记　周振华
河北省唐山专区，是一个半平原半山区的地区。全区共十个县，即乐亭、丰润、滦县、昌黎、玉田等五个平原县，遵化、抚宁、卢龙、迁安、迁西等五个山区县。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粮食生产逐年提高。从195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如果除去受水灾严重减产的1953年，则平均每年增长13％。今年全区普遍丰收，粮食亩产达到三百六十七斤，比去年增长13.75％，比1952年增长55.11％。全区90.36％的社比去年增产，77.2％的社赶上或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但是，唐山专区各地区之间，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山区发展速度较快，平原发展速度较慢。山区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三十八斤，今年提高到三百八十六斤，增长了66％；平原五个县由1952年亩产二百四十一斤，今年提高到三百五十四斤，增长了46.88％。特别是高级合作化以后，山区、平原发展速度的差别更为明显。山区五个县1956年比1955年生产增长19.62％，而平原五个县则只增长0.68％。今年山区的遵化、抚宁、卢龙三个县已经达到亩产四百斤以上，提前十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黄河以北的地区产量指标，平原只有乐亭一个县达到了这个指标。
按自然条件来说，平原比山区优越得多，为什么山区增产速度快，平原增产速度却慢呢？从几个对增产带有关键性的措施上作对比，就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从施肥上看，山区施肥量比平原多。这又跟养猪多少有着重大关系。根据到今年10月底的统计，山区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四十五万四千八百七十五头，发展到八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二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增长了84.2％，平原五个县养猪由1952年的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一头，发展到七十六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头（不包括卖给国家和群众宰杀的头数），仅增长了24.14％。由于山区养猪多，平原养猪少，因而施肥量有显著的不同。遵化养猪发展到平均每户四头猪，三亩二分地一头猪，施肥量1951年不足二千斤，1957年达到六千多斤。玉田县养猪每户平均才一头多，平均十一亩七分地一头猪，施肥量两千到三千斤。施肥量多少，对于增产速度快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遵化范家岭，1953年养猪八十六头，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地最多两千斤，平均亩产一百六十斤；今年养猪八百三十六头，平均每人一头半猪，一亩地一头猪，每亩施肥八千斤，亩产提高到四百四十五斤。丰润、滦县的沿海及玉田的低洼地区，很少养猪，甚至连厕所也不修建，很多地不施肥，施肥的才一千斤左右，产量不过一、二百斤。
其次，从作物配置上看，高产作物（玉米、白薯、稻谷等）在山区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比平原大。山区五个县今年高产作物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54.07％，其产量占总产量的75.05％；而平原五个县高产作物面积只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48.43％，产量占总产量的70.19％。如果平原的高产作物赶上山区的比重，则能增产一亿六千万斤粮食。
第三，从水利建设上看，山区比平原开展的较好，也较多。两年来，山区五个县水浇地扩大到七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亩，占宜浇地面积的43.6％；而平原五个县扩大到一百零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亩，只占宜浇地面积的24％。同时，山区几年来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共控制流域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这也是促使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遵化县西四十里铺乡建明社，近年来积极兴修水利，凡能用水浇的旱地，都变成了水浇地；还修筑水土保持工程，使一千多亩地免受山洪冲刷，保证了连年丰收。去年粮食平均亩产四百四十斤，今年又提高到五百十七斤，比建社前增长了五倍。
为什么山区在几个关键性的增产措施方面都做得比平原好呢？当然，山区人民在历史上除了同样受着阶级压迫，还受着自然条件给予的深重灾难，因此，他们艰苦奋斗，向自然作斗争的革命精神比较容易发扬起来。同时，唐山专区的山区又多是老解放区，在党和人民政府多年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已经积累了不少向自然斗争的经验。可是，平原的生产不如山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领导方面。
在领导思想上，几年来的事实证明：遵化、抚宁、卢龙等县的领导思想是对头的。因此，领导干部有决心，有魄力，能够因地制宜地挖掘潜力，能够虚心学习外地经验。而丰润等县某些领导干部则有程度不同的右倾保守思想，看不到本地区的有利条件，片面强调困难条件，更看不到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认为不能打破历史常规，事事只往后看，不往前看。这样，自然不能积极挖掘增产潜力；对外地的成绩和经验，往往抱怀疑和否定态度，甚至存有嫉妒思想，更谈不到虚心学习，钻研创造。他们在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不承认实现的可能性；在核定实产量的时候，也不承认既成的事实。结果，丢了一部分粮食（不积极挖掘潜力），埋了一部分粮食（部分乡、社瞒产私分、压低实产）。乐亭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县土质条件较好，产量在历史上始终占全专区第一位，有中国的“乌克兰”之称。但近几年来由于县委领导思想严重的右倾保守，生产发展很慢，甚至有倒退现象，去年他们竟甘心承认已经不是“乌克兰”了。今年进入大秋的时候，照他们估计，全县平均亩产不超过三百四十斤；地委三次扩大会议以后，县委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结果粮食亩产由去年的三百三十二斤，一跃而达到四百零七斤，又恢复了“乌克兰”的名誉。这倒不是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用精收细打的办法，使一亩地增加了几十斤粮食，而是因为思想上开了门，放出了很多粮食。该县县委第二书记李健同志在11月召开的地委四级干部会上的检讨发言中说的对：没有思想上的大跃进，就不可能有生产上的大跃进。
在领导方法上，遵化、抚宁、卢龙等县始终注意培养重点，树立旗帜，运用重点经验指导全面。这三个县几年来培养了十一个重点社，除派县委委员或其它坚强干部长期驻社以外，县委书记经常深入重点，创造和总结经验。由于加强了对重点的领导，不仅树立了旗帜，而且可以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丰富了领导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面工作。遵化县经常组织到重点社去参观、“留学”、座谈的活动，仅今年就组织了九十四次，推广先进经验一百多项，这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抚宁推广了双岭乡青山口“等高撩壕”（挖堰）保持水土的经验，全县“等高撩壕”扩大到十八万亩，成为实现全县四百斤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有的县却没有很好的运用这一重要的领导方法。丰润县深港红旗社，滦县三里庄刘守成社，玉田县边家铺马瑞明社，都是全专区最早的合作社，也是全专区知名的旗帜社，由于领导上没有认识到培养重点的重要意义，放弃领导，使这些社没有发挥重点作用，领导也就流于一般化，有时工作很吃力很被动。
现在各县都根据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在接受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1958年的农业增产计划。综合各县计划，全专区保证平均亩产四百二十六斤，争取四百五十八斤，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对黄河以北地区的产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