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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旧风 易坏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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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12-27
第2版()
专栏:

移旧风 易坏俗
季委
建设山区要有排山倒海的英雄气魄,也要有移风易俗的坚韧精神。
山区人民那股排山倒海的劲头,已经冲破了不知多少古老的风俗习惯,不只迅速改变着山区的自然面貌,也改变着山区人民的精神面貌。
但是,仍然有不少陈旧的风俗习惯,一些代代相传习以为常的看法、说法和作法,还束缚着山区人民那股排山倒海的劲头,使一些应该办、现在又可以办的事情,推迟下来;很少人去作、甚至很少人去想。
在陕西省的汉中专区,93%的面积是山区,秦岭山脉和大巴山脉包围着汉中盆地,那里山高水高、沟多河多,不只川地是稻田,山沟是稻田,山坡山顶也有稻田。西乡县茶镇区三花石乡的马家庄农业社,有一座二三十丈高的土山,从山底到山顶修成了四十三层水田,一条八里长的水堰(水渠)把深沟尽头的泉水引上了高山,这个面积两三百亩的山头就完全水田化了。现在他们晚上也点着汽灯加工修堰挖塘,决心把另一个五六百亩的山头完全变为水田。在这样的地区,水利运动的条件好、劲头足、成绩大,就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吗?不,仍然有很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问题也就出在风俗习惯上。这里的习惯是要么就修水田种稻子,要么就种旱地不浇水;天旱的时候,一方面是水汪汪的稻田,一方面是干巴巴的旱地。他们宁肯一担一担地担一点水去救济少数渴得快死的青苗,也不把临近的水渠挖一个口、修一条小水沟,把旱地浇灌一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习惯就是不修水浇地;他们的传统说法是:“浇了要板结”,“一浇三不收”。在这里,水地的含义只是水田,梯田只是一层一层的水田,兴修水利的努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增加水田多种水稻。结果,这里农作物的收获量就形成很大的“剪刀差”,稻田平均亩产五六百斤,旱地亩产一二百斤,稻田的最高亩产量一千二百多斤,旱地最低亩产只有四五十斤。这个马家庄的农副业总收入很高,每个劳动日去年一元,今年九角,在西乡县来说,是全县劳动日报酬最高的社,每人每年收入(包括家庭副业)在一百元以上。但是这个社的平均亩产量,拿水田和旱地加在一起一平均,还不到三百斤。这里是秦岭以南的富裕的浅山区,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亩产量应该是八百斤。使水田的亩产量在短期内提高到八百斤,甚至千斤以上,马家庄的人民都满有把握,但是要把旱地提高到八百斤的水准,就使得他们皱着眉头,好像想不出办法。我们向他们再三提出修水浇地的意见,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想通。一提水浇地,他们就说:“有水就抬田(把地抬平修成稻田)”,他们那种把一切有水的土地都变成水田的决心,是很值得敬佩的。只是,修水田要比修水浇地费工得多,把水渠和水塘修成以后,按照他们那里的条件,抬一亩水田平均要花一百二三十个劳动日,修一亩水浇地就只要二三十个劳动日。今冬明春,他们社新修的水渠和水塘,按地势和水量来估计,可以使六百七十亩山坡地变为稻田,但是按社里劳动力的条件,今冬明春只能抬田八十亩,就是说还有五百九十亩明年变不成稻田,还要继续种旱地。如果用这些水渠和水塘的丰富的水源,利用可以修水田的优良的地势,在不能一下修成稻田以前,先修一些水浇地,明年的麦子和玉米的产量不是可以大大提高吗?增加社里的粮食,为什么只靠大儿子(水稻)多挣,不靠二儿子(小麦)和三儿子(玉米)也多挣一些呢?该社现有水稻五百五十多亩,小麦和玉米就有一千一百二十多亩。难道在旱地和水田中间搭一个台阶——修一些水浇地,不是目前可行的增产办法吗?应不应该修水浇地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马家庄农业社能不能冲破旧习惯,就是他们能不能大大跃进的一个关键。
修水浇地,不只在平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运动,就是在和汉中专区自然条件大体相同的商?专区,也形成了运动。但是在汉中专区,还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家只是全力以赴地热心于修水田(努力增加水田,这是应该的;有些地区只注意水浇地,不注意修水田,在这一点上,汉中专区修水田的精神就值得学习),但是从领导到群众都没有重视水浇地,可见习惯势力的顽强。难道在汉中专区真的没有水浇地吗?我们已经打听到两处,也是在西乡县,那是西乡县农场和在它影响下的莲花农业社。西乡县农场在1955年就开始引水浇地。今年农场的四十三亩二分五厘小麦,因为进行了冬灌和春灌,每亩平均收获三百六十四斤,其中有十一亩六分亩产达六百零八斤,有七亩二分亩产达八百零一十斤,而今年西乡全县麦子因旱普遍减产,平均亩产才一百七十七斤。这个县农场的附近有一个莲花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席发盛同志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他因为常到农场去参观,深深感到水浇地的好处。去年冬天缺雨,他号召社员进行冬灌;但是很多社员反对,认为“冬灌要板结,夏粮要减产”。他见普遍冬灌行不通,就自己动手带领一些人把十一亩点种很迟的油菜灌了一下。当时种得早的油菜已经长到七寸高,这些迟种的油菜才二寸多。但是今年夏收时节,这十一亩灌过的油菜亩产一百四十四斤;其他油菜,种得早的收一百三十斤,种得迟的只收四十多斤;全社油菜平均亩产一百二十三斤。对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莲花社在今年9月下旬准备播种油菜时展开了大辩论,不只肯定了应该种油菜(因为有不少人认为种油菜不合算),而且肯定应该进行灌溉。今年上级计划该社种油菜三百七十亩,结果种了三百八十五亩,而且决定今年普遍冬灌。
西乡农场的水浇地,打破了不修水浇地的老习惯,这点星星之火,已经燃到附近的莲花农业社。西乡县委的领导同志对这点小小的火种已经注意,如果从领导上积极地煽风吹火,它就会烧得更快更大。
汉中地区不修水浇地的习惯是长期传下来的旧习惯,是妨碍生产发展的坏习惯。像这样的旧习惯在山区还有很多,比如延安专区不安厕所、习惯在山野里大小便;商?专区不养大牛,说牛大爬不上山;汉中和商?专区不习惯养驴马,又不训练牛驮粪,当人们在吃力地背粪上山的时候,牛们却在旁边甩着尾巴悠闲地吃草,结果山地普遍施肥不足。这些老习惯都直接妨害着生产,这些老习惯也都是可以改变的。商?专区的群众说大牛爬不上山,其实在汉中和延安专区也是山区,那里的牛比商?的牛大一半左右,一样能爬上四五十度的陡坡。问题在于在牧畜业方面要有敢于打破旧传统的先进人物。延安专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战胜陈旧的风俗习惯的人。他叫许光兴,曾经出席延安专区去年12月召开的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他是吴旗县的模范民桩(配种员)。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时是一个配种的好把式,旧社会看不起民桩这行职业,过春节时也不让民桩敬祖先,说“丢了先人”。许光兴虽然跟父亲学会了配种,解放初期他仍然没摆脱那种习惯势力的影响,“那怕饿断肠,也不做民桩”、“民桩最肮脏,不得进祠堂”等等传统的看法和说法,使他开始也不愿意继承他父亲的职业。1953年当地党组织号召大量发展牧畜业,政府知道他会配种,要求他作配种工作,他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才下定决心。他想:“不注意耕畜的配种,个个牲口小的像个毛蛋蛋,一抱就能抱起,连个小犁也拉不动,还说拉大型的新式农具?”“繁殖牲畜,这是提高我们山区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事情,人人都不愿搞民桩,难道叫牲口断种不成?”当他拉着政府帮助的一匹种马回家的时候,遭到一家人的反对。他媳妇说:“看把人脏死了!”他儿子说:“又干起这低答的事了!”他父亲也骂他。群众说:宁可种一辈子地也不干“这号儿事”;娃娃们也嘲笑他,见他就叫:牵儿马的老汉来了!他心里很难受,但他对群众说:“你们嫌这嫌那,难道你们的小马驹儿能从天上掉下来?”“你们的驴、马、牛,公子很小,配种后生下的驹子不大,小牲畜不要说拉新式农具,一抱都抱得起来,怎能把庄稼作好?”他坚持干下去,终于得到家里的谅解,得到群众的拥护。从1953年到去年年底,他一共配种牛、驴、马三百五十多头,受胎率在96%以上。
这种移风易俗的战斗精神值得大大提倡。在11月20日结束的延安专区水利和积肥会议上,争论了“人无厕所猪无圈”的旧习惯能不能改变,有的县的负责干部还说:“安上厕所群众不去拉屎,怎办呀?”其实,就在延安专区的洛川县,黄土高原上的明星一社洼里村生产队,在1953年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就普遍安了厕所修了猪圈。在这个队产量高、养猪多、卫生好的影响下,今年10月全社关于积肥问题的大辩论得到了胜利,“人无厕所猪无圈”的老习惯已经打破,“家家有厕所、户户有猪圈”的新习惯已经建立起来。延安地委书记徐子猷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施肥不足,是我区当前农业生产上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现在在我们面前摆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许多地方人无厕所猪无圈,大量肥源白白流失,未被利用;另一方面,许多地里不施肥,农作物普遍施肥不足,粮食产量不稳定,单位面积产量增长缓慢。面对着这样的事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地以革命精神扭转这种局面;一种是消极地迁就群众习惯,为习惯势力所骇倒。显然,后一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他又说:“既然积肥是多少年来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搞好?关键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下决心,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有人认为积肥搞不起来,是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客观困难。作为一个长期没有搞好的老问题来对待,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要下决心,要做艰苦的工作。在这里,所谓决心,就是要有移风易俗的精神,要把农民千百年来的不良习惯改变过来。”
建设山区正是需要这种移风易俗的精神。移旧风,易坏俗,改变那些妨害生产的传统说法和作法,消除山区人民精神上的束缚,彻底解放山区人民那种排山倒海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的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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