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更可爱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年青人更可爱了
本报记者　陆超祺
我在9月底曾经访问过一次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1月底再度去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厂在两个月之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管理机构紧缩了；领导作风转变了；以前职工住公家房不收房租，不收水费和家具费，现在都收了；以前每人每月有二角五分钱的理发津贴，现在没有了；以前家属治病不花钱，现在花了；……。然而，我感到变化最大的，是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思想。许多人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刘桂兰变红了
我想从刘桂兰的变化讲起。
刘桂兰是修理车间的女钳工，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整风初期，她有很多不正确的想法。比如厂里每星期放映二次电影，有时候星期天还加演一场，但她不满足，说：“为什么不加演一次话剧？”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职工住公家房收房租、水费，她也不满意，说：“这也要钱，那也要钱，还不如不升级哩！”
10月初，刘桂兰参加了工厂组织的农村访问团，访问河北省涞水县西营房、王各庄和满金峪三个村。这三个村都是老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农民都扛过枪打日本、打国民党，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现在老乡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顶大，打了粮食拣好的交公粮，男的女的，不分白天黑夜地修水库。在西营房村，刘桂兰问一位中年妇女：“一年三百六十斤粮食够不够吃？”这位妇女说：“看你怎样吃法，在农闲的时候加点菜，或者吃点稀的就够了。解放以前，别说三百六十斤，连一百斤也没有啊！现在打粮食不能只顾自己吃，还得支援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哩！”
这夜刘桂兰翻来复去睡不好觉。心想，人家老乡过去对革命有功劳，现在不仅不向国家要这样要那样，还处处为国家着想。我，一个1951年才进厂的工人，论对国家的贡献，不如老乡大，论生活，比老乡好，还伸手向国家要这要那，老不知足。回厂后她跟大伙儿说：“论艰苦朴素，论社会主义觉悟，咱们有些工人，连我在内，可掉在农民后头了！”
从此，刘桂兰对许多问题都有比较正确的看法了。在关于生活福利问题的辩论会上，她变成一个宣传收房租，收水费，取消理发津贴等不合理待遇的积极分子。她觉得一个星期放三次电影太多了，要求减少两次。在生产上，不仅比以前认真负责了，而且对那些不到点就关车，多半分钟也不干的人，也勇敢地提出批评。许多工人都说：“刘桂兰‘红’起来了。”
这样下去还了得
“红”起来的，何止刘桂兰一个人？我第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工人中正在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该不该拿现在的生活跟过去的比？
一般老工人都是主张比的。他们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拿现在的生活同过去比，就不会知道今天生活的幸福。”但是，有些青年工人却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说：“过去是什么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拿现在同过去比，就是向后看，就是开倒车！”有的人甚至当着老工人面说：“你们开口闭口就是比过去，谁叫你们倒霉，生的不是时候！”
青年检修工人贾洪银也是反对比的。他越来越讲究吃，钱越多越不够花。1951年，他刚从农村进厂时，一个月挣十六块钱，除自己吃饭零用外，还可以给家里寄三块回去。后来升为三级工，每月挣四十六元钱，自己添衣服的钱都没有了。现在升为五级工，每月挣九十块钱，除寄给家里三十元，剩下的六十元，养三口人，月月花光，有时还不够用。开始听说要收房租，他不满意，说：“给国家干活，还收房租？”
听了访问农村的报告以后，他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想着一个问题：“农民的生活不如我们的好，为什么他们很满意，没有怨言？”别人告诉他：“很简单，俗话说，‘好了疮疤忘不了痛’过去受苦受难，就觉得今天的生活来得不容易，觉得今天跟过去真大大不同了……”
贾洪银想想这些话，又想想自己几年来生活的变化，不禁大吃一惊：以前一个月十六元用不完，现在一个月九十元不够用，可不是生活有点腐化起来了？以后，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当然得跟过去比。不比，对生活的要求就没个完，光比谁吃得好，穿得好，思想不好好用在生产上，这样下去还了得！”
从此，贾洪银真的过起俭朴的生活来了。以前，他不吸好烟就觉得不够味，现在吸便宜点的也觉得够味了；而且开始在银行里存起钱来。过去，他曾附和一些徒工的意见，说“一个月二十八元生活补贴太少了，”现在，他对徒工说：“我学徒的时候，一个月十六块钱还用不完，你们拿二十八块钱，还少吗？”
别想动摇我的意志
同贾洪银一样，许多青年工人开始过起朴素的生活来了，并且形成了风气。过去，有些青年工人在食堂里吃饭，总是吃甲菜或乙菜，要是钱不够，或者去晚了，只能买丙菜或丁菜，竟然觉得很难为情，躲到人们不注意的角落里去吃。现在情形刚好相反。买甲菜和乙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买丙菜和丁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锅炉甲班和电气甲班的工人，还订了保持俭朴的生活公约，互相督促，不吃甲菜，少吃乙菜。电气实验室有个叫张忠信的青工，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不吃甲、乙菜，有一天，有一位同志故意代他买个甲菜，他坚决不要。他说：“你别想动摇我的意志！丙菜、丁菜质量也不低呀！”有个叫李国顺的青年检修工人，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决定把每天的伙食费从七角降到五角，每个月献出3％的工资支援农业建设，献三年。”他要求领导上协助他办理这件事。
食堂根据工人们的要求，每周有两天只卖粗粮和素菜，很受欢迎。据调查，9月份食堂每天平均收入三百七十五元，10月份为三百十六元，11月份为二百七十三元，最低的一天只有二百零一元。专门为工厂服务的一些商店的流水额也显著下降，供销合作社副食品流水额已由每月二万八千多元降到一万四千多元。
在家属中，凡是勤俭持家的也受到尊敬。不少工人都跑到区人民委员会办事处去，要求降低粮食供应量。不少人多买粗粮，少买细粮。有个叫做冯恩禄的工人，一家八口，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到八元五角，长期受工会的补助。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他也习以为常了。但是，最近他却要求工会停止给他补助，他说：“有困难不能都依赖国家解决，艰苦点就过去了。”他自己砌了一个烧柴的炉灶，让妻子、孩子上山捡柴烧。
一定好好干
10月间，厂里组织工人参观京西煤矿，参观公私合营兴华钻探机厂、大东医疗器械厂和地方国营金属工艺厂。像参观农村一样，工人们又受到一次生动的勤俭办企业的教育。许多工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态度跟别的厂矿相比，觉得很惭愧。
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电气试验工人陈瑞华说：“我过去老认为参加体力劳动学不到什么，不愿干。这次看见煤矿工人们整天在那潮湿的没有阳光的地下干活，劳动条件比我们差，劳动强度比我们大，可是人家的劳动热情却比我们高。例如春节，有的工人已买好火车票，准备回家。但在路上听到矿里广播民用煤供应不足，国家号召增产煤，就自动把车票退了。你看，人家脑子里想的，不是要‘取得什么’或者‘向国家要什么’，而是想办法多给国家创造财富，帮助国家克服困难。这给我的教育太深刻了，现在分配我去做刮炉排的工作，我一定好好干。”
青年修理工夏刚义，直到整风初期，还是常常不到点就关车，下班气笛一响就跑，不发加点费，多半分钟也不干。参观煤矿回来后，他说：“人家工资比咱们低，干活的时候没新鲜空气，没阳光，干劲顶大。咱们呢？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点工人阶级思想！”从此，他的劳动态度大变，下班的时候活没干完，再继续干它十分二十分钟，也不计较加点费了。电气检修工人听了参观地方国营金属工艺工厂的报告以后，检讨说：“人家把破庙作天堂，产品行销二十四个国家。咱们刚好相反，把天堂当作破庙，实验室里样样都有，可是我们乱放一气，丢的丢，坏的坏，需要的时候用不着，就要求买新的。”他们很快把所有的工具仪器收拾得整整齐齐，在鸣放初期要求领导上添置的新仪器，也要求不添置了，自己修理旧的来用。
整风三月胜过三年
像陈瑞华、夏刚义一样，在整风中提高觉悟，改变作风的人很多。9月间，工厂鸣放初期，有个工人在小组会上放出“低压锅炉像地狱”的意见，要求领导上给改善劳动条件。小组会的意见公布后，很快就受到很多工人的反对。他们驳斥说，建议适当改进低压锅炉的劳动条件是可以的，但不能比作地狱，解放以前那才是地狱，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是，也有不少青年人赞同“低压锅炉像地狱”的说法，说什么“现在的劳动比过去只差鞭子打！”什么“在低压锅炉工作就是受苦、受难、受罪！”现在，这种声音听不到了，向中小厂学习勤俭办企业，干脏活，干累活，已经成为工人的思想主流。练条炉里，每天都漏掉许多煤，过去谁也不管，任凭好煤和灰一起被水冲走。现在，发现有漏掉的煤，大家都抢着抬回来烧。据估计，一个月至少可以节省一百多吨好煤。
有位同志说：“整风三月，胜过三年”。这句话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