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王谟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起来。离开党的领导，便没有社会主义。我国的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因此，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如果新闻事业稍一削弱或脱离党的领导，它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变成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武器。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资产阶级右派是十分了解这个道理的，因此，当他们进行阴谋复辟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夺取新闻事业这个武器，到处煽风点火，以便进一步夺取全部政权。
党性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而党的领导乃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决定性的保证。因此，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新闻事业的党性和党的领导的。
请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种种伎俩。
第一，右派分子硬说党不能领导新闻事业，他们大肆喧嚷：党委不懂新闻业务，不懂报纸的传统，所以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究竟谁是内行，谁是外行呢？前面说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那末，对于这三个任务是谁了解得最清楚最透彻呢？谁是内行呢？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任何高明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法掌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为其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要是办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共产党就必然是内行，而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必然是外行；要是办资本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称为内行。并且，新闻事业是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最尖锐的武器。政治是第一位，是决定新闻事业面目的东西；技术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又可以为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只有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才是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标准。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首要条件，就是掌握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政党能比共产党掌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更好的呢？至于继承我国报纸的传统，这也只有我们的党报才能做得到的。我国报纸的传统中，有进步报纸的革命传统，也有反动报纸的反革命传统。我们的党报不仅是进步报纸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怎能说党委不懂得报纸的传统呢？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存在着一些糊涂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们过分地夸大技术的作用，因而得出“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结论，甚至走上削弱和反对党性的道路。这是值得万分警惕的。如果技术第一、政治第二，那就必然会漠视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就会被敌人所利用，走向资产阶级所设的陷阱。那也就必然会认为只有作过新闻工作的人才是内行，而各级党委和广大的党的工作者倒反被认为外行，不能领导新闻事业。这样就会取消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方针，而把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办成编辑部少数人的事业，把党报变成所谓“同人报”。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业务中的技术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不是的，新闻工作是最紧张的文字工作，没有一定的文字技巧，是很难把它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在这方面付出巨大的劳动。
其次，右派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最恶毒的攻击，是把党性同群众性对立起来。他们说，报纸如果代表党说话，就不能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如果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就不能代表党说话。他们集中火力进攻党的机关报。右派分子范四夫说：“机关报是官方的报纸，只能说机关话，打官腔，而不是舆论机关。”右派分子赵琪说：“党报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所以有些话不便讲，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不敢讲。”并且，他们把报纸办不好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党的领导，百般造谣污蔑；“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报纸应当是群众的喉舌，不应是机关报；应当创办“同人报”，取消机关报。这是对党的新闻事业最恶毒最凶狠的攻击，企图借此煽动群众，推翻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从而推翻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
新闻事业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否矛盾呢？我们说，一点也不矛盾。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群众性集中的表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也就是党的最高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以外，党再没有自己的其他利益。因此，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中国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对社会主义认识最深刻、拥护最坚决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实现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自发地发展也只会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绝大多数人贫困的道路，因此，不论资产阶级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是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的。总之，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大公无私，才能在考虑问题时，从六亿人口出发，既照顾到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又照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那末，党性同什么有矛盾呢？我们的党性是同资产阶级性极端矛盾的，是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极端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说的群众性、人民性，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性。
有些新闻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大是大非，发生过思想混乱，有些人甚至作了右派的俘虏。他们片面地了解报纸的群众性，认为要强调报纸的群众性，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登载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意见和呼声，不管这些意见和呼声是否符合党的政策，也就是说，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由于不了解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同时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报纸缺乏充分的群众性，也就是缺乏党性；同时，如果报纸不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选择有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也是缺乏党性的一种表现。无选择无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正中了资产阶级所谓“有闻必录”的诡计，是同报纸的党性原则极端相违背的，也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括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个部分。来自他们中的意见和呼声，有的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有的是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因此，报纸应当根据党的政策有选择地有批判地给以刊载，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这是报纸的党性原则所要求的。
有些新闻工作者，对于党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以为既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纸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开放香花和毒草，可以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平共处。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违反报纸的党性原则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为了繁荣香花，而不是发展毒草；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为了宣扬资本主义。毒草不是不可以放，但是应该有目的地放，放了就要消毒；有了毒草就要锄草，绝不能使毒草同鲜花“长期共存”。
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后，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过分地夸大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间的矛盾，片面地夸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更加重要的一面。他们不了解在我们的国家内，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其产生的原因是某些领导方面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群众方面又不免有些片面观点和不正确认识。因此，对于这些矛盾，只要采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我们现在所用的全民整风的方法，就是分清是非，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领导上的三个主义。这个方法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领导上的三个主义，是同党性和群众性极端相反的；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违背的。只有加强新闻事业的党性，向这些坏东西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有助于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三，右派分子猖狂地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硬说有了党的领导，便没有新闻自由。右派分子刘宾雁打着“革新者”的旗帜，向党发出一连串的毒箭，公开污蔑：“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作用的。”右派分子丁望更恶毒地污蔑我们的报纸是“半殖民地”。他们的说法不一，而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要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武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自由是具体的，是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有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便没有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便没有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党的领导是否会限制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自由呢？是否会阻碍他们发挥个人作用呢？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党一定要加以限制和阻碍；反之，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促进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但不会受到党的限制和阻碍，而且会受到党的鼓励和表扬。
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有着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有着错误的认识。他们说什么党委对编辑部干涉过多，限制了新闻记者的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要求所谓“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对党委同报纸的关系作了错误的了解，是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一种倾向。报纸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它同党委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本身就包括着干涉。事前发施号令，是领导的一个方面；事后检查督促，表扬批评，甚至给以组织处分，也是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干涉，就是不要领导。报纸应当欢迎和争取党委的领导，在党委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神，而决不应当向党委要求什么自主性或独立性。党的领导只会有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和积极性，而决不会有限制的作用。
有些右派分子主张报纸上刊登的东西一概“文责自负”。这也是一种取消党的领导的思想。我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应当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投稿者千千万万，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也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有一些认识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所谓“文责自负”，显然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借口。试问，党报要一个编辑部干什么呢？不是要它对党和人民负责吗？如果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任何一个投稿者，那末一个报纸不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编辑部了吗？这样的“编辑部”编出的报纸，岂不成了五光十色的大杂烩，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呢？因此，发表任何新闻和文章，编辑部都应该是对党和人民负首要的责任的，虽然作者也要对他的文章担负一定的责任。
第四，有些右派分子，要限制党对新闻事业的全面领导。只要党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要组织领导；只要党发施号令，而不要党“插手”新闻机关的具体工作；只要党管新闻方针政策，而不要管新闻干部。右派分子彭子冈所积极鼓吹的旧大公报“只发路费”的领导记者的方法和开辟新闻干部自由市场的谬论，右派分子陈铭德所发出的“老报人”归队的叫嚣，右派分子徐铸成所传播的“拆墙”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改组报纸编辑部的意见，都是要从组织上取消党的领导的最毒辣的阴谋。大家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通过党的组织工作去贯彻，必须通过忠实而又能干的干部去实现。如果党只有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管组织领导，不管干部工作，不作具体的检查和督促，那末党的方针政策岂不成了纸上谈兵？因此，在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党中央1954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示：“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把它们的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党中央最近又号召各级党委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的新闻队伍。这都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措施。
党委同报纸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报纸不仅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要同党委呼吸与共，息息相通，步调完全一致，而决不应闹任何独立性。党的机关报同时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代表党讲话，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讲话，而决不应只代表编辑部少数人讲话。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应当完全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决不应当夹杂个人的好恶和兴趣；应当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使自己的好恶和兴趣尽量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兴趣。如果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同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那就应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坚持报纸的党性原则所必需的条件。
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贯彻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定性的保证，是体现新闻事业党性的必要条件。没有党的领导，就没党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不论是党报还是党所领导的其他新闻事业（包括民主党派的报纸），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的作法，都会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被敌人利用，篡改我们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