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靠山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找到了靠山
本报记者 曹葆铭
只在嘴上尊敬老师傅
据汉口江岸车站在这次整风中检查：这个以“二七”斗争著名的车站，目前只有顾老造是“二七”老工人。但是，党委书记在江岸工作两年以后才认识他，很多干部至今还不认识他。有着几十年生产经验和政治经验的顾老造，因为年纪大了，自动请求由主任扳道员改为扳道员，在评级的时候，才被评为二级。有些刚进铁路，确定职务的新工人，拿的工资就跟他一般多。车站在选拔干部和发展党组织的时候，也只强调老工人文化低，历史复杂，而看不到老工人的优点，所以老工人可以提拔的不提拔，可以吸收入党的不吸收。于是，有的青工就错误地认为：“老师傅有什么本事？要有本事，早就提拔了。”有的新工人刚和老工人订包教合同时，称老工人为“师傅”；定职后，就叫“老×”；计件工资比师傅拿的多了，便叫“老落后”。很多老工人因此情绪不高，说：“党员有党管，青年有团管，就是我们老年人谁也不管。”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像党委书记赵玉豪说的：“我们嘴上尊敬他们是‘老师傅’，但思想上并没有依靠他们。”许多干部一提起老工人，就说：“老工人么，生产上是有一手，经验多，但在政治思想上可不怎么样。”所以，有些同志往往只在生产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找老工人商量、研究，平时很少根据老工人的生活特点和思想特点，关怀他们，照顾他们。
老工人也有了前途
江岸车站党委是在遇到困难没法解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在整风中，群众提了一千四百多条意见，处理了一千二百多条，群众还有意见。领导上摸不着底，才召集老工人座谈。老工人一共反映了八大问题，其中有批评领导对犯错误的干部没处理的，有批评干部作风的，也有批评不尊重老工人的。党委根据老工人的意见，检查和批判了不依靠老工人的思想，并采取了两项措施，认真发动老工人。
一是合理安排老工人的工作，合理调整老工人的工资等级。如把顾老造改为一级扳道员，恢复黄东山原来的工资。提拔二十多年的调车员周邦和为值班员。这些措施，得到工人的拥护。黄东山不仅工作认真，连续六次查出有人偷窃车站的东西，并且积极参加学习，回家征求他老伴儿（党员）的意见：“你看，我从哪些方面争取入党？请你帮助我。”没有调整工资的老工人刘运国也兴高采烈，星期天也来上班，下班后就唱“东方红，太阳升”。有人说：“你疯了？”他说：“我高兴嘛！在新社会里，老人也有前途。”
二是各级干部分头到老工人家中“登门请教，促膝谈心”。本来，马彪骏对站长刘继长很有意见。这次，刘继长去访问马彪骏，便首先检讨自己的缺点，急得马彪骏直说：“事情都过去了，这还检讨！刘站长，算了，算了。”后来，几个老工人也聚拢了，向刘继长说：“刘站长，你坐着。今天你当主席，我们给你提意见。提完了，喝酒。”大家谈得很和谐，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
有几个老工人闹过生活问题？
在这次访问中，干部受的教育最大。原来，有的干部认为老工人思想保守，政治上不开展，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老工人在对待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老工人甄玉山家里去年一连死了两个人，连治疗带安葬，欠了一百多元债。工会代表去调查，要给他补助，他不要。他说：“每个人有困难都靠公家补助，那还行？”他把吸了三十二年的纸烟戒了，每月节约六元。他又卖了皮袄，并动员爱人去挑土。他就这样一个补助没要，还清了债。刘万顺很直爽地问赵玉豪同志：“赵书记，有几个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工人向你闹过生活问题？”谈到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几乎每个老工人都对目前车站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马彪骏向站长刘继长讲：“我们小组过去有‘六谈’，都是生产技术问题。现在却是‘七谈’，谈的是电影、戏剧、跳舞、手表、自行车、恋爱和计件工资。”老工人冯百川反映：“保健站不负责任，谁请假就给，一天不行给两天，三天不行给五天。小伙子一出门就举起病假单子说：‘妥了！’”老工人郑冠卿说：“我们搞工作，就要当自己家里的事来搞。”
江主席的作风变了
原来，有的干部认为老工人文化低，能力弱，甚至连话也说不清楚。事实证明，老工人在大会上做报告确有困难，但他们最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解决问题使人心悦诚服。例如，杨明伟要把破雨衣换成新的，但库房里只有旧的。他跟管理员扯皮，被顾老造碰上了。顾老造向杨明伟讲清实际困难和勤俭建国的道理后，说：“你先拿旧的去穿。我明年换了新的就先给你，换你这件旧的。你看，我现在穿的雨衣比你的还坏哩。”杨明伟当时很不好意思说：“我哪能要顾老师傅的？”换一件旧的就走了。
顾老造兼任工会劳保委员，在群众中威信高，年轻的工会主席江忠林特地去请教他：“工会工作怎么做好？”他说：“要随时体贴工人需要，解决问题。举个例子说吧，下雨的时候，你最好叫行政提前十分钟点名上班，你就去跟大家讲讲：‘同志们，你们谁没带雨衣来？家近的就赶快回去拿，家远的我们通知家属送来。’只要这么做，大家就会感动。我们平常就是没人关心这事，有时就淋着雨干一班。还有，最近事故比较多，你应该在交接班时去现场转转，谁没有带安全带，你就当
场纠正，并且在第二天交接班大会上提出批评，他也会满意。”当江忠林
照着顾老造的意见去做以后，工人普遍反映：“江主席的作风变了。”
“让我们去说服这些同志”
江岸车站在鸣放中，也有些工人提出过高的要求，如要求值夜班时喝排骨汤，要求发住房津贴等。其中闹得最凶的有两次：一是铁路上现时是每人每年有两张免票，有些人还不满意，要求恢复旧社会的每年十二张免票。一是车站现时有十八种奖励制度，有些人不满足，要求恢复旧社会的十四天事假折薪（每人每年可请十四天事假，不扣薪金），如不请假，可多领十四天薪金。工人刘海生还说：“这十四天是‘二七’斗争来的，被你们取消了！”当时迷惑了很多人，使有的小组辩论不下去。
当然，车站党委很快就在“二七”斗争史上查明：当时根本没有提过十四天事假折薪的条件。但是，怎样来说服这部分工人，使他们自动取消这些过高的要求呢？党委书记赵玉豪找老工人说：“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农村，我们找叔伯大爷们商量。在企业，我们就请老师傅来出主意，想办法。”刘正元马上就批评这些提出过高要求的工人说：“他们没受过旧日的苦，也就不知今日的甜。就拿工作时间说吧，过去是两班制，一天干十二小时，现在是三班半，还有大休，好得不能说。我们应该替国家想一想，没有国家哪有自己！我们国家的建设工程一个接着一个，还长着呢。这些人就想一天长成个‘大菜苔’，那有这种事？”刘运国也谈到他过去要进铁路工作，他父亲去哀求了姓刘的段长多少次，也进不来。后来，有人告诉他父亲：“你得给段长塞钱，钱要塞在他的大烟盘子底下，把大烟盘子垫翘了起来才行。”他父亲只好借了一百块银元，把段长的大烟盘子垫得翘起来了，他才进了铁路，但头三个月一个钱也没拿到。他说：“这些人现时一入路定职，就是五十多元，跟老工人一般多，还要求这要求那，真不知足”。
老工人们又具体分析了十二张免票和十四天事假折薪的问题。郑冠卿说：“过去一年十二张免票，哪个用完了？我一年只用一张。拿着免票到处跑，影响个人收入，也影响国家生产。”甄玉山还具体算了笔账：过去多发十四天工资，不过三四十元。一开支的时候，物价就暴涨，买不到什么东西。现时取消了这个制度，却有许多奖励制度，而且物价稳定。仅仅扳道员的安全奖，一年就有六七十元，比十四天工资多，同时对生产有很大好处。有的又补充说：“调车员拿计件工资，有的一个月挣的钱比站长的工资还多。为什么还要这不合理的十四天呢？”许多工人都从住房、劳保等各方面进行了回忆对比，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二张免票加十四天事假，就会造成劳动纪律松懈。他们还主动提出：“让我们去说服这些同志。”
老工人的意见给了江岸车站领导干部启示。他们又总结了甄玉山勤俭持家和勤俭建国的模范事迹，总结了1951年入路的一个工人的忘本思想，准备一齐交给工人辩论。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老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这些老工人的阶级觉悟，都将给全体职工（特别是新工人）很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