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鸦与麻雀”重映说起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从“乌鸦与麻雀”重映说起
陈白尘
“乌鸦与麻雀”要重映，作为这个集体创作的剧本的执笔者，似乎理应说话。但又没什么话可说。
过去一时期曾有过一种不良风气：有人写了一本书，——甚至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如果读者还满意，那就有人请你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大谈“创作经验”与“成功秘诀”。从好处说，这是说明了文学事业在我们新社会里已经成了群众性活动，原是无可厚非的。但另方面对于某些青年的作者和读者，确实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助长了所谓“一本书主义”。幸而这种风气在最近稍煞了些。但也还有些例外，比如一部电影上映了，编剧、导演似乎还有非说话、非写文章不可的义务。这当然与侈谈“成功经验”之类有所不同，但一部电影刚出世，观众还没说个好坏，一个编、导能有什么话好说呢？像“乌鸦与麻雀”这样旧片重映，该说的早都说过，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要说，只有一点。因为是重映，理当声明一下：九年前我们拿“麻雀”代表了嘁嘁喳喳的小市民，那不过是一种微讽。没想到如今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是理应捕杀的了。这种比拟不伦，实在是始料所不及。但这一点点意思，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了，别的还有什么好谈呢？
一定要说话，那我倒想提一个建议：从此以后，把像我这样作为一个编剧的发言义务给豁免了吧。因为依自己的经验来说，这一风气也并不见佳。虽然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谈什么“成功经验”之类，但这类文章也有些副作用，比如说，某些作者为了表示谦虚，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外交词令；某些作者又乘机表现，说些虚矫浮夸的豪言壮语。而这些都是于人于己两无裨益的废话，并且浪费精力、物力。
但我倒想起另一种风气。记得在抗日战争之前，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影响之下，曾经建立了一种好的风气，就是他们的创作总是和当前的政治斗争任务紧密相结合。在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来到的同时，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和漫画各个方面都会获得迅速而及时的、热烈的反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根据地不用说，就是在蒋管区，这种风气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乌鸦与麻雀”这部电影如果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大概就是它的创作是多少接受了这一种风气。当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时候，留在昆仑影业公司里的一些同志们便兴起一个愿望：作为蒋家王朝崩溃的目击者，应该记下它的最后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就是这一点点政治热情，鼓励我们完成了这部电影。
所以要提起这一种风气，自然是多少有些慨叹于今日这种风气之不振了。当然，在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中，已经找不到什么完全脱离政治的作品了，这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胜利。但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每年、每月的政治生活里，我们都要遇到令人欢欣鼓舞、令人惊喜欲狂的重大事件，但在文学艺术中却反而很少看到那种迅速而及时地、热情蓬勃地反映它的作品了。——不是没有，但反映得很慢很慢。反映得迅速而及时的也不少，但这类作品似乎已经被青年作者所“专利”，有声望的作家都不大屑于写它了。这样的说法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但有一件事实摆在面前：最近在全国舞台上风行一时的反右派讽刺喜剧“百丑图”，它偏偏不是出自我们所习知的剧作家的手笔，而是某些剧作家不一定引为同行的一个滑稽剧团的演员同志们——杨华生等同志的集体创作。对于剧作家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酷的讽刺。
这种好风气之所以不振，其原因不是几句话、也不是我这篇短文章所能说得明白的。但有一点却很明白，就是“配合政治任务”云云，已经被若干“作家”们当着一种讽刺词汇来使用，被当着低级和幼稚的同义语了。他们说：这些东西艺术性都很差，因而思想性也不高，等等。有人更进一步说：“配合政治任务”的做法便是一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帽子一套，自然令人望而却步了。
我不想为“很差”和“不高”辩护，但差不差、高不高的标准到底决定于什么呢？创作的源泉是人民的斗争生活，造作的动力却是作家的饱满的政治热情。有饱满政治热情，即使“配合政治任务”一下，其思想性不一定不高，其艺术性也不一定很差。没有政治热情，勉强“配合”一下，那倒是可以肯定其“很差”和“不高”的；不过他即使要专写“不朽”的“巨著”的话，其思想性之不高和艺术性之很差，也是可以“一定”的。自然，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不一定都伟大；而真正伟大的作品却一定是配合政治任务的。
有着饱满政治热情的作家才能写出千锤百炼、精心结构的不朽之作。但有着饱满政治热情的作家也一定会重视广大读者的要求，写出及时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的作品的。后者是前者的保证，也每每是前者的雏形，而且，它本身也不一定不是不朽之作。
重振及时而迅速地“配合政治任务”之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