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丽人行”的演出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关于“丽人行”的演出
田汉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演出选定了我的旧作“丽人行”，我又是惶恐，又是高兴。它的排演正在我出国的时候，作为剧的作者，我和导演演员交换意见是很不够的。但从正式彩排起我一连看过三次。我同意导演者一些处理，也跟他们提过一些意见，有的后来也做了修改了。如金妹深夜回家，睡了又爬起来那一场导演删去了，我不同意，又加上了。整个戏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我也还有一些想说的话。
一、有的同志问，既然这个戏的作者是受了北京沈崇案和上海摊贩案的刺?，而沈崇案是1946年年底的事，怎么这戏的说明者却说是1945年的事呢？这当然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演出反美和反黑暗统治的戏是困难的，所以都改成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以前的事。但当时观众心里是很明白。因此当最后一场，已知道日本投降了，刘金妹问李新群：从今以后外国帝国主义者是不是不敢再欺负中国女人了？摊贩在马路上卖货是不是不再受警察干涉了？等等，那实际是一种讽刺，因为这些悲剧都是日帝投降以后的事，当时效果是很好的，而今天观众听起来就没有那样的实感了（导演同志在这里似乎也欠缺细致的交代）。
二、末一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飞机出动撒传单，原剧本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飞机是国民党方面的。而把最后的脚光投射在三个女人身上。金妹她们的问题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呢？当时的“惨胜”是不是真值得狂热地高兴呢？我们的工作者是操心彻，虑患深的，因此我宁愿有一个近乎契诃夫的“三姊妹”那样较为思索的深沉的结尾，而不必太追求热闹。不知道金山同志同意这意见么？
三、这戏有三根线，原来总是新群这根线较弱，因为她总是帮助别人，很少自己独立的戏，于今加了周凡这个人物，戏多了些了。但演出者对周凡这人物的理解似乎还欠明确，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发挥，新群的小学校两场拼为一场，似乎紧凑些，但在情节发展上难免有草率之处。
章玉良跟梁若英这根线一般总是较为充实的。有几场戏（如被捕和晚餐那两场）是不是还可以细致有力一些？路曦同志的化妆，时常让丰富的头发遮住了脸，看不见表情，是颇为损失的。监狱那场，她们听到难友受刑的惨叫，不止是应有同志式的关怀，而且由于这种苦难是随时等待着每一个囚犯的，她们应该有心理的以及生理的反应。不应该不甚关心。她们应该表示对敌人的无言的愤怒。——“这是什么世界！”然后慢慢移到军毯问题才较为合适。同狱女同志的声音要大一些，我总觉得我们的演员有时声音太低，简直听不见，引起观众焦烦。这样低的声音是一种自然主义，不是生活化。苏联各剧院的演出很少让人听不见的台词。需要低声的也能让人听得见，固然这是要求演员吐词有训练的。
友生的嗓音低而响亮，这是好的条件。但他不应老睡在床上，他是眼睛不好，但身体并未瘫痪，五金工人出身的人应该坚实活跃些。最后与流氓打架那场，大体眼睛看不见的人吃亏在摸不到敌人的方面，一旦抓到了敌人，便决不轻于放手，一定扭住敌人非打到他屈服不止。那样的大流氓按说也不会轻易逃走的。是不是可以处理得再好一点，再可信一点。
四、日本宪兵上尉岛田这样的人是很险恶能干的，演员造型好，但中国话讲得要较流畅，才能传达他的俏皮阴险。不要有太多意义不明的协和语。他说“发现你不是孟南也没有什么便宜，因为章玉良更是我们要看见的。”这里的“便宜”两字剧本里印丢了。所以演员说成“发现你不是孟南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样了。
日本的特务机关，政府与陆海军各有系统，海军与陆军也有矛盾。这也就给我们以间隙。原来只用一个便衣特务就把敌人太简单化了，也不合情况。后来监视玉良的换了一位演员，这是对的。
我总觉得，还是应该有反映那一革命阶段的剧本，希望在不断的演出和批评之下，改好这个戏。
这一种戏剧形式在苏联是很多的，不一定活报剧才这样，许多古典剧和现代剧也有采这种形式的。这样搞布景负担轻，场面变化迅速，反映生活面宽。
观众要看的始终是戏，而不是布景自身。据青艺的会计同志告诉我这个戏很符合他们所贯彻的节约精神。青艺每个戏的演出费，最多的增到九千元。一般地也是四千元左右。最低的演出费也没有下于一千五百元。这个戏除制了六百多元的服装道具以外，布景、灯片都是就原有的略加改动，几乎没有用什么钱。全部演出费七百四十元，打破了以前的记录。在反浪费的高潮中能有这个好处，我很引以为荣。
也有些同志写信来责问我，何以解放以来不努力表现新的更伟大的现实？这一责问我完全应该接受，已经在急起直追地这样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