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简单和复杂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略谈简单和复杂
若水
徐懋庸在“简单与复杂”（见人民日报1957年3月15日八版）这篇杂文里，向读者介绍了两条思想方法：“第一条，碰到简单的事情，把它看得复杂些；第二条，碰到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简单些。”
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有一位“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干部同他谈诗，从“诗是什么”问起，一连提出了好多问题，结果是越谈越复杂，“发现了很多问题”。还有：马克思研究商品，“考察来，考察去，研究出许多道理，复杂得使我们……头昏眼花”。这都是“化简单为复杂”。至于“化复杂为简单”呢，也有例子的，比如开会做总结。
徐懋庸在给他的小集团里的喽囉的信里，也这样“教导”说：他写杂文的秘诀之一，就是“化简为复，化复为简”。
因此，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一下。
的确，有许多看来很简单的事物，经过深入的研究，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那末，是不是可以像徐懋庸那样把“化简单为复杂”作为一条思想方法呢？这是要加以分析的。问题在于：徐懋庸没有把事物和对于这一事物的认识过程明确地区别开来。就拿诗和商品作例吧。从某一方面看来，这两件事物固然是越研究越复杂，可是这并不是人们的研究使得它们变复杂起来的，它们原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物。人们在开始对它们的认识是很简单的，可是它们本身并不那样简单。什么是诗？什么是商品？如果说：“诗就是分行的文字”，“商品就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这只是极贫乏极肤浅的概念，它们并没有抓住诗和商品的本质。在往后的研究中，人们逐渐找出了诗和商品的各种特性，诗和商品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于是他们对于诗和商品的概念才逐步全面起来，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才认识诗和商品各有其本质，诗的本质决定诗采取分行的形式，商品的本质决定它的买卖关系。客观事物本身都是具体的，具有许多方面和许多联系。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物的统一。”人们对于客观的具体对象的概念，起初总是比较简单的，以后这个概念才逐步丰富起来，并反映了对象的本质。用辩证法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概念的过程。从形式方面看，这也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马克思强调指出，这并不就是具体事物本身的产生过程，而黑格尔的荒谬就在把这两个过程等同起来。（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在人的认识里，也经常进行着“化复杂为简单”的过程。一般的说，人的认识比起它所反映的对象来，总是简单得多，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穷竭客观对象的全部内容。从丰富的感觉材料到形成初步的概念，从形式上看，也是一个“化复杂为简单”的过程。但是如果以为认识的目的只在化复杂为简单，那就大错特错了。马赫就是抓住这一点而提出所谓“思惟经济原理”。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图省事，不是为了简化思惟。
从形式上说，科学的概括固然表现为化复杂为简单，但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孤立地提出“化复杂为简单”，那结果就不会是科学的概括而是普通所说的看问题的“简单化”了。科学的概括是从全面的分析得出的，而非科学的简单化是用片面代替全体，抛开事物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仅仅从表面上观察问题。
粗略地说，人的认识从感觉到概念，是从复杂到简单，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又是从简单到复杂。但是总的说来，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地由不知到知，由片面的知到更多方面的知，因此总的过程还是由简单到复杂，而由复杂到简单不过是这个总的过程的局部表现。不论从简单到复杂也罢，从复杂到简单也罢，都应该是一个反映客观的过程。单单提出一条“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原则来，不结合认识的过程而予以具体的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提法。
徐懋庸自己似乎也模糊地感到这种提法有受批评的危险，所以他加了一条“但书”说：并不是一切“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办法都是对头的。不过怎样才对头，他又并没有说出具体的标准来，只是引用了黑格尔所批评过的例子，告诉读者要提防陷入“抽象的思惟”。
不过徐懋庸看来是不知道，这个黑格尔本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复杂的客观事物被他弄得简单非常，不值一顾；而简单的抽象概念却被他搞得神秘莫测，复杂万分。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里批评他说：“在这里，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显然，黑格尔是很善于“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只是黑格尔是在唯心论的基础上颠倒地运用这个方法的，而徐懋庸恰恰抹煞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对世界的本来面貌作如实的了解，不作任何附加。尽管在认识里有由简单到复杂和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但那结果总是要求符合客观的。本来是简单的事物，还它一个简单；本来是复杂的事物，还它一个复杂。唯心主义，一方面是给客观世界加上了一些它本来没有的东西，如什么神呀，理性呀，宇宙精神呀，等等，这一方面是把世界复杂化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物质实体，否认客观规律，等等，这一方面他们又把世界简单化了。
徐懋庸也正是这样。他的这篇杂文始终没有从如实地反映客观来说明“简单和复杂”的问题，这是符合于他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对于他来说，“化简单为复杂”和“化复杂为简单”不过是一条可以任意玩弄的手法。徐懋庸过去由于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徐懋庸的思想里，却复杂化起来，变成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写了许多篇杂文来发泄他的不满，用许多恶毒的词句来攻击党。（就连在“简单与复杂”这篇文章中援引黑格尔时，他也是暗有所指的。）另一方面，明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杂问题，徐懋庸为了掩饰的原故，又简单化为只是对某人某事不满。关于小品文的问题也是这样。小品文引起不满，有的责任是在于某些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于正确的讽刺也不喜欢，有的责任是在于某些小品文作者本身，他们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写作。可是这个问题在徐懋庸笔下，第一步是简单化，变成了仅仅是外力束缚和打击的问题，第二步是再加以复杂化，添枝生叶，添油加酱，于是小品文就面临着“消亡的危机”了。总之，“化复杂为简单”也罢，“化简单为复杂”也罢，那目的，根本不是更好地反映现实，而是决定于自己主观上的需要！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徐懋庸的真正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