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脚步——林县山区访问记之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乐园

社会主义的脚步
——林县山区访问记之一
本报记者 姚力文
在学校里住了两年多，好久没有下乡。最近又去河南省林县山区跑了一趟，所见所闻，一切是这样的新鲜。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的感觉。
对于农民，我不算太陌生。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我和他们一起共过患难。抗日战争时代，土地改革时代，我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日夜。今天，当我亲眼看到他们搬掉肩上的“两座大山”之后，正以大自然主人翁的气概来改造自然、安排河山、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当我亲眼看到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快步前进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水和山区
先从“水”谈起吧。
水和山区农民的关系如何，对山区还不够熟悉的人，是不容易理解的。就以洗脸来说吧，对于川地和城市居民来说，不会想到这还会发生什么困难。可是，有些山村，却常常一家人只用一盆水来洗脸，老年人洗罢，年轻人再洗。一盆水洗了几个人，甚至还要放在一边，舍不得泼掉，让它澄清一下，以备他用。林县全县原有五百五十五个行政村、五十三万七千多人，就有三百零七个村、二十八万人吃水困难。他们要常年翻山越岭，远道担水。近的三五里，远的十多里。大约六十年前，林县城东北的桑耳庄村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惨事：东街的一个桑姓老汉，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七八里外的黄崖岭挑回一担水；儿媳妇到村头去接替他，一不留神把两桶水泼光了。儿媳妇越想越对不住老人家，又想起大年初一吃不上一顿甜水，回家便上吊死了。……在这里，哪个村吃水方便些，哪个村的青年就容易娶上媳妇；有的村吃水特别难，这个村光棍汉就特别多。在林县许多山村里流传着一个民谣：“盼星星，盼月亮，啥时盼的水流到俺庄上。”
人们既盼水，又怕水。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四面群山环抱，境内山谷遍野。山高坡陡，雨量集中。据专家调查，平均每年降雨量五百五十公厘，多半集中在汛期，七、八两个月雨量要占到全年降雨量的70％以上。又由于解放前历代统治者的无情压榨，广大贫苦农民常被逼上深山，在陡坡开荒；再加乱伐树木，梯田失修，遂使全县水土流失严重。一遇大雨，山洪暴发，冲沟倒岸，不计其数。
水土流失，山坡变瘦，气候失调，年年要受到旱、涝、雹、洪、风、冻的袭击。1943年大旱，四季无收，全县有一万多农户外出逃荒。
一首民谣逼真地反映出旧林县的面貌：“旧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干河滩，有雨冲的粮不收，没雨旱的籽不见。”
这民谣固然道出山区农民的苦痛，却也说明了：个体农民在大自然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社会主义的脚步
林县农民跨上社会主义的骏马之后，短短数年的时间，山区的面貌就迥然改观了。
这里不仅已经解决了全县人民吃水的问题，而且正在解决着大部土地用水的问题。林县农民已不再是听命于自然的奴隶，而是依照自身的利益重新安排河山的主人了。几年来，经过千人千把镢，万人万张锨，一锤一钻，一镢一锨，开山劈石，穿山凿洞，已经斩断了太行山五十五道支脉，越过二百多条深沟巨壑，修筑了九道总长达二百二十六里长的较大渠道工程和成百条小渠道，已开始驯服了凶猛咆哮的淇河（林县境内最大河流），正在改造着漳、洹、淅三道较大河流的暴躁性格，使它流向人们给它指定的道路。
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这四个数字：
从“大禹王治水”到全县解放前，三四千年的时间，全林县只有一万亩水浇地。
从1944年全县解放，到1955年冬季以前，是十一年的时间。解放了的农民，在完成土地改革、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巩固革命根据地等伟大任务和恢复战争创伤的同时，十一年扩大水浇地六万亩。超过几千年所修水地的五倍。
1955年冬，林县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从那时候起到1957年秋天，两年的时间，扩大水地十六万亩。这是第一个生产高潮，第一个大跃进。两年扩大水地面积比解放以来十一年水地总面积的两倍还多。到1957年冬前，全县已有水地二十三万七千亩了。
去冬和今春，又是“翻一翻”。现在已经动工的、已经完成的和就要完成的水渠、水库、山泉、旱井，共计可扩大水浇地面积三十万五千八百亩。这就是说，一个冬春的水利成就，不仅赛过了第一次高潮中的两年，而且比有史以来水利总成绩（包括第一次高潮中的两年在内）还要多一些。
这就是说，在农业合作化之后，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到今年麦收秋种时节，本来到处是光秃山坡干河滩、十年九遭旱的林县，全县九十八万亩耕地中，有半数以上变成水地。这就是说，本来半数以上人口吃水都很困难、用水如用油的林县，全县每一口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了。
这不是普通的数字，它们闪烁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它们生动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正迈着大步跨过高山大河前进。“是铁山，也要撞它半个边！”
我更具体地看到社会主义在山区大步前进的雄姿，是在参观了盘阳乡的天桥断渠工程之后。
盘阳乡位于漳河和它的支流露水河之间。住在岭上的人们，眼看着漳河水在自己脚下滚滚流去，却连年遭受旱灾。去年秋天，三个月没落雨，盘阳乡农民克服种种困难，修渠、打井、挖山泉、钻水洞、肩担水、渠引水，不仅胜利完成了抗旱种麦任务，还扩大了二千多亩水浇地。人们没有就此满足。抗旱种麦使农民们看到自身的力量，他们要从根本上改变家乡面貌，永除旱灾。他们决心从漳河上游天桥断以西的牛头山上，把漳河水引上高岭，修一条四十里长渠，横贯全乡，遍浇六千亩岭地、梯田（占全乡耕地总数的70％），提前十年实现全乡水利化。
修天桥断渠是盘阳乡农民多年来的理想。解放前，地主绅士们曾打着修天桥渠的招牌，让人们集资捐款，粮款聚起来了，他们请上几个头面人物，摆上几桌酒席，吃喝一顿，修渠的事也就不提了。解放后，也曾有人筹谋修天桥渠，只因为那时候每个农民眼睛里只有自己的那一亩八分地，一个人心里一个小算盘：受益地少的人不热心，地多的又怕出工太多，还有人怕渠道占了自己的地；再加上资金、劳力都感不足，修天桥渠的愿望也一直未能实现。
天桥渠的动工是振奋人心的大喜事。许多人都把修天桥断渠看成为子孙万代扎下“幸福根”，都想为修渠尽多地贡献出一份力量。许多社员写下决心书，要求到险恶工地修渠；还有六个党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妇女们把后方的积肥、浇麦田等任务全部担起来，鼓励男人们上山去修渠。她们提出口号：“妇女们有志气，要和男人比一比，积肥任务早完成，争取再上天桥渠！”男社员们向女社员们保证：“不怕困难不怕冻，一个决心一股劲，山硬没有人心硬，水不进地不收兵！”听说12月1日天桥渠开工，青年团员卢二俊连夜串连了十几个青年组成突击队，一日天不明，他们就赶到了天桥断悬崖工地。有人对他们说：“天桥断崖陡石硬，不好动手。”突击队员们回答：“是铁山，也要撞它半个边！”参加突击队的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青年”卢天魁。他执拗地要随突击队一齐去悬崖。小伙子们在天桥断看到他，担心地问他：“天魁爷，你怎么也来啦？”他回答的很干脆：“我二十岁，就听说要修天桥渠；我盼了一辈子了，才盼到修渠，你为啥不让我参加？”“不是不让你老人家参加，你年纪大了，天冷风大，怕你的身体吃不住！”小伙子们说。老汉还是执意留下。他说：“刮风算啥困难！打锤赛不过你们，我还不能做点别的吗？”他在工地上不断鼓励青年人，休息的时候还说快板：“别看我年纪大，我要坚决完成水利化！虽说人老心不老，那里困难我那里去搞！”逗得大伙乐和和的，年轻人的干劲也更大了。
我是去年12月中旬来到盘阳乡的。沿着傍山小道向天桥断走去。冬日的漳河已失去了夏天的威风，像一条绿带子伸展在山脚下。在山岭上，不少妇女和老人们在修渠——这是天桥渠的后方，土方工程多些，由妇女、老汉们包修。再前行五六里，仰望山腰，不少黑色巨石上常有块块白色标记——这是划定的渠线，三个月后，这些山坡都将被拦腰切断，让漳河水顺从地从这儿流过，流向指定的去处。天桥渠还要像一条巨龙一样腰缠十八个山头呢！
我们又爬了几道岭，山势更高。回头看，卢家拐等山村已落在我们的脚下了。天桥断出现在我们面前。光秃秃的红崖，没有一棵树。远远望去，只有三五一簇的黑色斑点在蠕动。不是同行的同志告诉我，我一时还没想到这就是那些突击队员。
走近了天桥断。这里是直上直下，几近九十度的悬崖。突击队员们已在悬崖腰间炸出一条参差不齐的小道。宽的地方有尺多宽，有的还只能勉强放开两只脚。悬崖上挂着几根大粗绳，有的突击队员得靠它来保证劳动安全。
这立陡的悬崖是一块铁板似的大红崖。在一般青石崖上打炮眼，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可钻进五尺到七尺；在这红崖石上，一天却只能钻进三尺，多者四尺。三尺深炮眼，装上满满的火药，一炮也只能炸飞几块脸盆大的石头。他们就这样一锤一炮地，硬是拦腰炸断这长达一百五十丈的绝壁，挖出一条四尺宽、一人多高的“悬空路”，让渠道从这儿通过。
我走到那新辟的绝壁小路上，小心地扶着那炸裂的崖石，走近突击队员们。不时有一些碎石滚下，激起山谷回声，发出阵阵轰隆巨响。移动在绝壁腰间，上看是威风凛凛的百丈红崖，下看是寒气森森的黑水深潭。我尽力使自己镇静，初踏悬崖，仍禁不住有点眼发晕、腿发软。我身靠悬崖安定下来。我看到突击队员们足踏悬崖边，双手不停地抡着铁锤，插入石板中的铁钎，点点打进。他们的劳动是紧张的，又是那样的安详。从那安详的神态里，从那有节凑的劳动乐曲里，我好像听到他们在说：“你硬，你是铁石，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一锤又一锤，总会把你劈开的！”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山硬没有人心硬”这句战斗口号的全部力量。
在未来天桥断以前，县里同志曾向我介绍天桥渠工程是：渠长四十里，穿过一百五十丈悬崖绝壁，盘抹十八个山岭，钻透两个四丈多长的石洞……。现在，我才理解到天桥渠工程是怎样的工程了。
山区人民征服自然的气概究竟如何？有诗为证——这是盘阳乡一个无名诗人的诗句：
“烟尘飞扬天昏暗，
滚石奔飞河水翻，
炮声威震悬崖倒，
红旗招展笑声欢。
双手劈开天桥断，
六千亩地不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