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阎匪统治时期　临汾商业惨状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蒋阎匪统治时期
　临汾商业惨状
克仁
在蒋阎匪军统治临汾城的时期，形式上保持了四百多家商业，实际上这些买卖变成了一群摊贩。要是计算过去门面的话，卖花生瓜子的小商贩就占了整个商业的四分之一，熟食行又占了七八十家，至于理发、修表、菜铺等行除外，仅有九十家象样的商人，也是无货开门。
商人们在匪军统治下，由于伪币泛值，加上苛捐杂税繁重，无法维持。在商业税上，有营业税、利得税、所得税、印花税、版照税等。至于税重的程度，双合龙小饭铺每月仅营业税一项，就缴十二万元。在烟草税的征收上，价值一万元的青条烟草，征税就是一万二千元。此外，又有名目繁多的地方粮款，如赊购粮、代购粮、军购粮、确备粮、屯借粮、学校经费、地方团队经费等。去年一至六月间，仅代购粮就派了三四千石，虽美其名“发价”，但实际只给半数，再加大秤收进，压价不发，等钱到商人手时，物价不知又涨了多少，常常连半数也得不上。过去临汾的商人，不仅要交纳粮食捐税，还须经常支应桌椅、床板、锅碗筷等，冬天还要火炉、烟等。平时运炭、运粮，用木工、泥工等，无不要商人负担。协昶商店去年一个月，出木泥匠五次，派车三回，当时雇一辆车十二万，雇一工三万，无形中出款几十万元。另外还有过节过季的慰劳费。商人在此多如牛毛的捐税敲榨下，今年全城四百多家商户，就有三百多家要求歇业，伪政府怕没人负担，全部没有批准。协昶的李掌柜说：要是批准的话，商人就会全部歇业。
商人在匪军统治下，同时遭受着官僚资本的排挤。仁发恭是王靖国的银号，他们不仅可以随意高利盘剥，而且有私押和封闭私人买卖的特权。协和泰因还不起债封了门，经理被扣两个多月。商人在仁发恭债务剥夺下，就有几十家倒闭。去年一年间，临汾的货物均仰给天空中的少数飞机，但是普通商人无权进飞机场，货物大部被官僚买卖所垄断，普通商人甚至连纸烟也贩不到手。若再从官商手中去买，成本又大，推销就成了问题。因此阎匪贸易公司在垄断居奇之下，货物一日数涨。去年九月间，匪贸易公司大量吸收私商洋火，仅在半月时间内，洋火每箱由二十九万元涨至一百五十万元，害得许多商人廉卖贵买。跟着这种官僚资本而来的，就是全市占五分之一的与“公营”事业有关系的商人，他们投靠官僚资本，打着“公家”招牌，营业可以不编组，不出差，躲避负担，因此又加重了私商的负担。
临汾商人贸易自由是很难想象的。他们不能停业，款项仍得照出。利华书店王武山歇业了，还要负担；出不起就被扣半月。同时商人必须有五家连环保，出入城都得有路条。匪军为了防止青壮年逃避兵役，凡年在四十七岁以下的商人出外贩货，概不批准。平时顾车出城运一次煤，在层层岗哨严格的检查下，就需装卸三次。向生眼镜店的老板气得说：他们借口防止枪炮子弹出城，买回的白菜不到家就叫他们捏烂了。
临汾的商人最头痛的，莫过于匪军所谓守城负担。不管商人怎样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伪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今年初却以备战为名，勒商人们尽其所有财富，准备食粮三个月，否则赶出城外。好容易各家在三月间准备齐全，匪军马上就摊派下许多军粮，当粮食拿去不久，却又要“献粮”。规定每户商人除留两个月食用外，若私有不捐者，物资没收，人受处罚。在此种威胁下，群众只好尽数缴出。但是紧接着又派来了“代购粮”，当时实在到处无粮可买，伪政府的人员却厚颜无耻的把从百姓压榨来的粮食又从仓库里取出来卖给群众作为“代购粮”。此外，门板、椽子、桌凳、水缸、铁锅、纸张，甚至买卖人的布，都成了军用品，随时可以征用。在两个月中，协昶商店出口袋二千五百条，就是元兴合菜摊也出了八百条，许多人逼得连被子、衣服都缝成口袋缴给匪军。至于慰劳，就象篦梳在头上刮一样，商会去了学生又来，学生走了当兵的又要。同生眼镜店光慰劳款就派了一万万元，逼得无法，只好拿出去二十付眼镜顶款。
虽然商人们负担如此苛重的捐款，但是匪军还逼着他们去送死，替匪军平碉筑堡。同生眼镜店的管帐先生被迫去平碉的时候，枪打的很紧，他对匪军说：“前面有八路军”，这时匪军却握着手中的枪说：“你怕八路军的枪，你就不怕我的枪！”结果逼得管帐先生送了命。同生眼镜店不仅死了一个管帐先生，而且把几个学徒抓去当了兵，最后仅剩下掌柜的，仍得去做工事。城内象他们这样的户，并不只一家。
解放军入城以后，军纪严明，切实保护工商业，人民更深刻认识了蒋阎匪统治的残酷，他们不禁喜形于色的说：“你们打临汾，完全是顺天应时的，要不是你们来，老百姓就要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