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干部在农村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下放干部在农村

下放干部在农村
　　亩产千斤稻！
走过福建省闽侯县田壋乡，人们一提起聂道灿的名字，总要夸他带领群众创造山区千斤丰产田的成绩。
聂道灿原是闽侯县林业局副局长，去年2月份下放到高山的田壋乡工作。他到田壋乡的第一天起，就脱掉鞋子，积极地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带领群众前进。
这个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乡，山多岭大，土地贫瘠，产量很低，很多人总感到山区的农业生产没有多大“文章”可做。聂道灿来到山区以后，就一直考虑这个问题：怎样打破群众固有的成见，积极起来改造山区面貌呢？
当他第一次提出“单季稻改双季稻”时，群众普遍接受不了。这时他就深入群众中去了解，发现这个乡1956年曾作过试验，结果两季不如一季收，每亩减产五、六十斤粮食。因此群众失望地说：“单改双，是个减产措施”。
遇到这个情况，聂道灿并没有灰心，他花了几天时间和老农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老农张先进说，从外地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体会来看，单改双肯定要增产。1956年双季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青水田”不应该改的也改了三十多亩。其次是季节超过“谷雨”迟了十五天，还有些田施肥太少，远不能满足双季又密植的需要。后来，他又听说张礼仁生产队一丘季稻改双季稻的田，比前年增产了三成。于是，聂道灿就请张礼仁向大家介绍改制的经过，教育群众重新鼓起了劲头。
山区第一次插上了连作稻。常言说得好，“长嘴的要吃，生根的要肥。”当开始插晚稻秧时，就碰到了缺肥的困难。这时候，他就和别人到山里去找肥源。在杂树丛中，他们收集了二百多担鸟粪。同时他又发动群众，开展了“三清”（清沟、清坑、清舍）积肥运动，共积了八百多担肥料。
经过一年的努力，全乡九十亩单季田改双季田的连作稻成功了。其中十二亩山区稻的亩产量，还达到了一千斤！　（曾全）
黎明拣粪忙
天麻麻亮，贵州省惠水县城里街道上十分清静。清晨的北风吹得冷飕飕的。有几个穿干部服的人，肩上挑着粪筐，沿街寻找着牛粪马粪。这些拣粪的人，就是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下放到惠水首创社劳动生产的同志。
他们到这里不久，就在贵州日报上看到了领导上关于大力开展积肥运动的指示，便先后积极投入了这个运动。从那时候起，不仅在长岭乡的田坝里、在山坡上能见到这些人在拣粪，就是在惠水城区的大街小巷也经常能遇到这群青年小伙子挑着粪筐，挨家逐户地问：“大伯、大妈，你家喂了牲口没有？我们是来要粪的。”有一次，一家马店老太太见到他们穿着干部服装，女的头上还有一绺尚未最后剪完的烫发，就笑眯眯地问：“你们就是贵阳下来当农民的干部吗？”“是的，老大妈，我们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其中一个年轻人带笑回答她。“唉呵，毛主席的干部就是文武双全哩。好！我们到后院去，我家猪圈里几年的粪都没有人掏了，马粪也有几大堆，一下雨来冲得满院都是。……”老太太兴奋地边说边走向后院。
就这样，他们经常钻到猪圈里、马房里，把粪一堆一堆地耙出来，又装到粪筐里挑回社去。虽然那股腥臭的气味往鼻子里扑，但他们的脸上总是显露着愉快的神气。特别是每当遇到好粪最多的时候，就似勘探队员发现了稀有的矿苗那么高兴，他们兴奋地说：“我们简直是在掏金子呀！”十多天来，有的同志已经积了一千多斤肥。
（立非）
　　劳动第一课
是我到吉林市郊贵子沟乡红星农业社的第三天。早晨，牛已架上了爬犁，马也架上了胶皮车，人们也都已来到，于是就开始了我们新生活的第一天。我的任务是装车，把粪装上车拉到地里去。
我拿起洋镐往没有刨松的粪堆刨去。陈队长和杨主任好歹也不叫我干，为的是怕我乍一干活受不了。于是我只好放下洋镐，拿起洋铲往车上上粪。生产队长吩咐同我一起干活的社员李邦权，要他帮助我，教我铲粪技术。我一听这话，心里有些不服气：“难道我铲粪也不会吗？”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粪已经冻硬了，刨过来的粪，还是像石头一样，打得洋铲叮当地响。一位老大娘好奇地看着我。她看我铲粪这股劲，显然是耐不住了：“你这样干那行哩！粪冻硬了，从上面铲下去那行哩！绕着边铲，再加脚一蹬，这样又不费劲，又铲得满满的，干活也得找窍门呀！”她回过头来对李邦权说：“你教教人家，他乍来，不会嘛！”我照着她指点的做去，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时我不由地想起刚才生产队长的话来，脸上热烘烘的。我使劲地干，越干越有趣，连腰也不直一直，一口气就装满了一爬犁粪。一位社员看到我这样干不对头，就走到我面前，关怀地说：“你这样干，不行呀！干活不能性急，要匀匀的干。你这样干，保准不到一上午就把你累垮！”我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看他，依着他的说法缓缓匀匀地干起来。
太阳渐渐西沉，该休息了。卸下牲口，荷着洋铲和洋镐，走进暖室。大伙儿总结一天来的劳动成绩，进行评分，我得到了七分（满分）！我带着感激和从所未有的极为愉快的心情，接受了劳动的第一次洗礼，疲倦立时消失，浑身又有了力量。
（萧克昌）
民校恢复了
周思辉，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她于去年11月5日下放到湖南省衡阳市驹峰农业社后，不但努力进行劳动锻炼，还积极帮助农民学习文化。
驹峰农业社第四生产大队，有四十多个青壮年，但其中只有一个初中生，相当于高小文化水平的，也只有六人。文化水平低，不要说学习先进技术有困难，就是记个工分也不方便。他们记的工分数字常常模糊不清，日子久了，连自己也认不清楚。清工结账时，他们常因此闹起纠纷，争吵不休。有的社员不识字，还拿买糠的折子去买粮食。过去，这里也有一所民校，但由于许多原因，已经一年多没有上课了。
周思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下定决心要把民校再办起来。她首先找社员谈话，了解民校停课的原因。社员包永洁告诉她：过去一个大队办一个民校，路程远，晚上去上课很不方便，而且影响第二天的生产。别的社员的意见，和包永洁的差不多。周思辉把社员的意见告诉了李茂贵、钟鹤。李茂贵和钟鹤是和她一块下放到这个队的干部，听到这些意见后，也愿意帮助农民把民校再办起来。经过他们研究后，决定以小队为单位成立三所民校，由他们三人分别兼任教员。
不久，三所民校成立了。社员没有钱买识字课本，周思辉就拿出七元钱给他们买。周思辉隔一天晚上，给社员们上一次课。如今，她所教的那个民校，经常坚持学习的社员已经有八、九人了。（邓秀海）（附图片）
　　①收拾白菜。
　　②帮助社里结账。
　　③帮助队长记工分。
　　④学修水渠。
　　⑤施尿肥。
　　⑥装公粮。
　　⑦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