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向左转　做个革命派 王芸生代表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9版()
专栏：

坚决向左转　做个革命派
王芸生代表的发言
我今天以人民代表的资格站在这里发言，心情上是交织着光荣和惭悚之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二条这样写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主动地协助宪法、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实施。”右派分子显然没有按照这一条办事，而且他们的言行是明白违反这一条的。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丧失了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所以人民撤销了他们的代表资格，或者停止了他们执行代表的职务。我完全拥护这一严肃的处理。
把右派作镜子来照自己 找出自己各种错误的根
作为人民代表之一，把右派分子作为镜子来照照自己，我是否完全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事而俯仰无愧于人民代表这一光荣称号呢？扪心自问，实在感到惭悚！
我这个人，出生于劳动人民的家庭，童年时受的是封建教育，稍长之后得到些资本主义启蒙知识，由此爬上资产阶级，浑身沾染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最容易繁殖滋长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未曾经过认真的改造，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剧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备着犯错误的危险条件的。大家都已经历了整风、反右的考验，我们都在过着社会主义关。回想去年五月以来的革命风浪，真是怵目惊心，自行忖度，我是很有跌入右派泥坑的可能的。
解放以来，我受党和人民政府厚待，得到政治地位，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经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学习，自以为懂得政策，也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于是就在政治生活中不注意以纪律来规律自己，经常海阔天空地讲废话，写文章也不够严肃，这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作风。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是鉴别大是大非的明镜，我却不能经常用这面明镜照人照己。去年五月章乃器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表谬论，说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不需要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了。我当时就未能觉察出这是一株极毒的毒草。这说明我的社会主义水平之低。那时我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要在西施脸上找针尖大的黑点；那基本上是一点论，只要找到一个黑点，就会否定西施的美。又如听说一九五六年国家收支出现了赤字，我就像发现了奇闻异事似地到处寻问“为什么？”那还是持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把自己置于批评者的地位，而不是持的痛痒相关的主人翁态度。今天检查起来，我这一类错误很多，以至多到“擢发难数”，但总有一个根，错误的根是什么？
这个根，我想还不仅在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类的东西，应该还有更根本的东西。我曾经追问过自己：是从去年春天才冒出错误思想吗？不。问题发生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晚年错误之后，尤其在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时候，我的思想起了波动。以前认为不成问题的，这时也成了问题。头脑里钻进一个“独立思考”的借口，思考这个，思考那个，甚至连民主集中制这类根本性的问题也要加以思考了。这是什么道理？现在我联想到三十年前做革命逃兵的故事。因此我才觉悟到：这个根，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当年，我凭一阵狂热，参加了革命；及至大革命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就当了逃兵。现今，人民掌握着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处于绝对的优势，只是因为批判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这一些风吹草动，我就又感到动摇了。难道还要做社会主义的逃兵吗？这岂不太危险了吗？
做革命派就要与无产 阶级密切地联合前进
我检查到了这一点，因此觉悟到我应该认真地彻底地消灭这个动摇性。怎样消灭这个动摇性？我深刻地认识到，还是得解决这个最根本也是最朴素的问题：是革命派，还是反动派？
右派分子就是反动派，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我当然是不要做反动派的。
不要做反动派，而个人又在理论上不稳定，在原则上不坚定，不够个革命派；这难道还要做一个动摇、摇摆于革命派和反动派之间的中间分子吗？我现在认识到，中间分子是游离分子，中间状态是一种游离状态，随着革命形势的进展，中间分子最后是要转变的。要么向左转成为革命派，要么向右转成为反动派，不能老是停顿于中间状态。我是不甘以“中间分子”终此生的。我坚决向左转，努力做个革命派！
怎样做一个革命派？列宁在1917年9月所写的“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一文说：“现代俄国底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就应该与无产阶级最密切地联合前进，拥护这个唯一革命到底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三四页）列宁这段话，也合乎现代中国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情况。这些人，就应该与无产阶级最密切地联合前进，拥护这个唯一革命到底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我就是应该这样做的一个人。解放以来，我经常讲“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只当做是当然要讲的话，应该这样讲，仔细检查，就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地发自心底的诚意。我现在觉悟到这样是不行的。要做一个革命派，就必须死心塌地地跟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走，就必须诚心诚意地拥护革命的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就必须坚定阶级立场踏踏实实地把自己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我已经有了这个觉悟，我就坚决地这样做。
只有透彻觉悟刮骨疗毒 知识分子才能改造得好
各位代表：我既决心要做一个革命派，就必须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
我是个知识分子。我不是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我身上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股子资产阶级的血腥气；但是，我长期为资产阶级服务，长期习染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风，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非加以彻底改造不可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提出的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共同规律之一是：“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我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
解放以来，我曾经进行过思想改造的学习和斗争，也曾作过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的自我陶醉。经过这次整风、反右的考验，才发觉自己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很多；由此也深深地体会到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个区别，在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方式是集体化的，因此从根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和个人主义如影随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同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尖锐对立，有如水火不相容。弃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生长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乃是脱胎换骨的改造，没有透彻灵魂的觉悟，没有刮骨疗毒的决心，是很难改造成功的。
思想要赶得上国内外形势 才能在伟大高潮中飞跃前进
苏联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世界形势在大跃进；我们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欢天喜地地迈开雄劲的步伐，要在今后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国家的形势在大跃进；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个人的思想也必须跟着大跃进。但是，人们的思想是落后于形势的。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每天出现多少新事物，真令人欢欣鼓舞，而我对于每一件新事物在事前差不多都是估计不足。举最近两件事为例：（一）干部下放。在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之后，紧接着动员干部下放。我估计这一号召不见得会怎么顺利；可是，北京市首先树立起这一运动的旗帜，很迅速地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我所服务的那个小单位里，就是人人报名，个个争先，结果六十个人下放。下放的人欢天喜地地走了，留下的人有的却在闹情绪而需要说服。现在下放的干部已经到了农村，当了新农民，参加了积肥和兴修水利的劳动。这使我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二）反浪费。现在全国在整改中燃起了反浪费的烈火，这对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是，联系到我所服务的单位，我就认为可能浪费不大。其实大谬不然。群众贴出了揭发浪费的大字报紧接着摆出了一个反浪费展览会，实物真事为证，不能不触目惊心。这些浪费，在经济上都有数字可算，提高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来看，性质就更严重，教育的意义更大。放眼看看全国的反浪费斗争的发展情况，它的经济效果固然极其巨大，而在政治和思想上也必然要获得一个大丰收。只举这两件事，就足以说明我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形势。我们的祖国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飞跃前进。在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之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扬起来了，就能创造出移山倒海、移风易俗的奇迹。
世界的形势在跃进，我们国家的形势在跃进，我们个人的思想要是不能跟着跃进那怎么行？我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努力取得一个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根本的转变，以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跟得上形势的跃进。
最近我在“新闻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旧报人的改造”一文，谨引其中的一段话，以结束我这篇发言。我这样说明我的心情和决心：
“我真幸运，我能躬逢这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假使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我的生命就结束了，盖棺论定，我就是一个道地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对于人民是负罪的。我真幸运，我能做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亲眼看到祖国的解放，亲眼看到祖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我更幸运，人民给我机会，使我能对我的伟大祖国的伟大事业做一些工作。我还未老，我愿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紧改造自己的思想。我愿乘着未死，多给人民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