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前夕话友情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苏联通讯

节日前夕话友情
本报记者　戴枫
2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八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已成为我们两国人民的节日了。在这个节日前夕，记者访问了几位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朋友。他们谈起了对中国的印象，念念不忘他们的中国朋友，关怀中国人民的建设。他们同所有苏联人民一样热爱着中国人民，热诚地支持中国人民。这种友情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苏联农业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我会见了在我国工作过三年的苏联专家葛利高里·司契潘尼科。他那深褐色的西服前襟上，醒目地别着一个中国同志送给他的五星红旗的纪念章。
“我在中国住了三年，说真的，我觉得那三年实在过得太快了。”司契潘尼科亲切地开始说：“我想，我可以算是苏中两国巩固友谊日益发展的一个直接见证人。所有的苏联人都热爱中国人，我呢，更爱。中国简直是我的第二祖国。”
司契潘尼科是苏联农业部负责国营农场管理工作的专家。1954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先后曾在中国农业部和农垦部担任顾问。他在中国工作的三年里，为了帮助我国组织土地规划，开垦荒地，曾走遍了我国东北、华南各地，去年才回到了莫斯科。
提起中国，他那明亮的眼睛闪耀着喜悦的光辉。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应该说，我对第二祖国并不是陌生的。很早之前，记得我还是共青团员的时候，我就为你们红军的胜利，为你们建立起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而欢呼。当然，你们革命事业的暂时挫折，也曾绞痛过我的心。”
“到解放了的中国去工作，我认为是我应该完成的任务，也是我早期的愿望。特别是我所参加的建立国营‘友谊’农场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个农场真正是我们友谊的结晶啊！”
由于自谦，他只轻描淡写地谈了些他在“友谊”农场的工作。实际上，司契潘尼科和他所领导的苏联专家们作了巨大的工作。他们不仅完成了“友谊”农场的土地规划，为我国建立了科学的土地规划和荒地勘测工作，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农场管理干部。
司契潘尼科接着说：“中国同志的勤劳、谦虚，使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点一直深深地教育着我。我差不多走遍了全中国，到处是一片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这种巨大惊人的跃进力量，打破了成规，克服了困难，取得了胜利。我相信，应该说我坚信，咱们两国兄弟手携手前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问他在这节日里想对中国老朋友说些什么。他说：“想说的太多了。我想，‘友谊’农场这一年一定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国国营农场的工作者一定也更加注意农场的多方面的发展了，对畜牧业也更加注意了。我经常收到中国同志来信，如果说句批评的话，那些信都写得太客气了，今后希望大家经常通信，多谈些问题。要知道，我的心一点也没有离开你们。你们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
我还访问了另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苏联专家。这位苏联专家与中国在短短几年内能拍制像“祝福”、“女篮五号”这样的彩色影片有密切关系。这位专家是葛利高里·列宾。他高高的身材，同我谈话时常常发出爽朗的热情的笑声。他是莫斯科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总工程师，曾在中国文化部电影局担任顾问。他帮助解决了许多中国电影事业建设上的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北京、上海等地帮助建起了彩色电影摄制厂。
“我记得你们中国有一句很好的俗语‘每逢佳节倍思亲’”，列宾笑声朗朗地说：“现在，我就是这种心情啊！”
“我们签订同盟条约才八年，但我们巩固的友谊是永世长存的。中国人民在最近八年内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别的我不想说，只看你们短短八年来在电影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吧。对我这从事于电影事业三十多年的人，也是深感惊奇的。最近你们出品的彩色片、宽银幕影片，质量都非常好。尤其像我这样了解中国解放前的电影事业状况的人，就更不能不为你们这种成就而感到无限高兴。有你们的党和政府对电影事业的关心，所以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啊。”
随后，他谈起自己的老朋友们。
“我同上海、北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程师们常在一起工作。中国同志工作坚苦努力，待人谦虚，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放在我面前一大堆信件，有二十来封。这是最近从中国来的。这些信有的是用中文写的，有的是用中文夹杂着俄文写的。这些信有问候的，有谈自己工作的，有请求解决工作困难的。
列宾指着信笑着说：“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离开了中国电影事业，离开了中国朋友！”
高尔基电影制片厂与中国电影界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苏联放映的所有中国影片都是由高尔基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的。去年，这个厂配音复制的“祝福”，受到了观众们一致好评。该厂复制的“家”，已同苏联观众见面了。不久将着手配音复制“女篮五号”和“宋景诗”等等影片。
当我向他告别时，他一面热情地同我握手，一面恳切地说：“代我向中国电影工作者问候。关于我在中国作的工作，希望你不要写，我事实上没有做什么。你只写‘我爱中国’就行了。”
我所拜访的第三个人是一位苏联功勋艺术家，他刚从中国回来。成千的中国艺术家、大学生听过他的“艺术理论”、“俄罗斯苏维埃艺术史”课。他叫亚历山大·谢莫希金，现任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博物馆馆长。
谢莫希金回国后不久就写了一本“中国印象记”，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做过关于中国的专题报告。
“要算时间，我在中国只停留了一年，”谢莫希金从容不迫地谈起来：“要说感受，是几天几夜也谈不完的。这一年多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我是生活在外国。艺术家们都擅长运用最美好的词汇来描绘动人心弦的感受。但是在回想到中国的一切时，我却无法运用词汇。我只能说，我内心蕴藏着对中国的深爱。我爱蒸蒸日上的新生活，更爱那俭朴勤劳的新生活建设者。”
“从中国回来，我感到自己的眼界扩大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譬如，就说你们的国画吧，我非常喜爱它。我更喜欢反映现代新中国新生活的国画。”
谈到今后加强联系时，谢莫希金说：“从我到了中国之后，我深切感到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加强联系，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去年在我们馆里举行了中国国画展览，不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极大兴趣，而且，对我们画家们说来，也得益不浅。”
“我们两国人民间相互的热爱、相互的学习，这就是力量。我愿为加强这种力量而献出一切。”谢莫希金结束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