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盖在一类社称号下的三类社 旭升社经过整改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掩盖在一类社称号下的三类社
旭升社经过整改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共黑龙江绥化县委联合工作组
编者按　绥化县宝山乡旭升农业社一向被划为一类社，却年年完不成购粮任务，问题很多，邪风很盛。经过联合工作组帮助彻底整顿，发现该社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的成份严重不纯。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在农村整风、整社工作中，要认真地注意发现像旭升社那样掩盖在一类社的称号下，实际被地主、富农操纵的三类社。
全国原有的三类社大约占总社数的10％至15％左右。三类社存在的原因很多。各地在此次整风、整社运动中，已经注意彻底解决三类社和一、二类社中落后队的问题。希望各地选一些典型的三类社的情况和整顿经验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
黑龙江省绥化县宝山乡旭升农业社建立于1955年冬季，共二百三十六户，一千三百八十一口人，土地八百九十八公顷，是宝山乡（绥化县的模范乡）七个社里面土地最好、产量最高的一个社，曾得过两次生产模范奖励，一向被划为一类社。但是，这个社年年完不成购粮任务，酗酒、赌博、偷盗、男女关系混乱等邪风很盛，社干部抗上，上面派去的工作人员很难进行工作，乡里干部谁也不愿意被分工领导这个社的工作。县、乡领导上早知道这个社有问题，可是每年派下去整党整社的干部，总是十天半月一走一过，始终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弄清问题的性质，也就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
1957年11月，我们和绥化县、宝山乡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经过阶级调查，个别串连，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比较彻底的整顿工作，历时两个半月，问题被揭穿了。原来这个模范乡里的一类社，却是一个被地、富、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三类社，群众叫它是“小台湾”。问题十分严重。现在把群众所揭发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的主要情况分述如下：
土改不彻底 组织严重不纯
群众说：我们的社问题好比“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原来旭升农业社的前身——宝山乡第七村，是一个土地改革不彻底的村子。全村十五户地主有十一户错划为富农，一户漏划为中农。四户富农有一户漏划为中农。此户占有一百一十四公顷土地，当过把头，全家九口人不参加劳动。此外，全靠剥削为生的大地主孙景全，自己有三十三公顷土地，佃种七十六公顷土地，有十七匹马，三辆车，雇五个长工，大批短工；以及自己只有三个人参加劳动的大富农赵文江，都被划为中农。他俩一直混在基本群众里头混水摸鱼为非作歹。由于土改不彻底，反革命分子趁隙而入。兽医许银生，从1949年起，窝藏两个反革命分子达四年之久，直到1952年一个被捕镇压，另一个被许银生放跑，许本人也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程永信在1949年冬季从绥化城里迁到这个村，勾结地、富，拢络落后群众，破坏各种政治运动。
村、社主要干部严重不纯。土改时的农会主任陈国法在解放前吸过大烟，与地主老婆搞男女关系，土改时搞假斗争，致使土改不彻底；土改后，他一直担任村社主要干部，常常在地、富家里吃喝。他对于党所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一贯临阵脱逃。他曾三次逃避参军参战，每年购粮时装病不做工作。作风腐化堕落，群众揭露他与十二个妇女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另一个坏干部王云涛，在伪满时期吸过大烟，当过劳工小队长；土改时给地主隐藏过东西；土改后当村长，初级社主任，于1956年被提拔为乡人委的生产委员，分工领导旭升社的工作，他在当村长和初级社主任期间曾贪污三百多元，也和陈国法一样专走地、富路线，经常大吃大喝。他俩都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程永信成了陈国法的“大谋士”，经常替他出谋划策，叫他走地主路线，在上级面前耍两面手法，拢络一批落后群众为自己捧场，以便保持统治地位等等。“龙找龙，熊找熊”，陈国法、王云涛掌握了大权，弄得旭升社的组织严重不纯。七名党支部委员当中，支委兼社主任陈国法是地富狗腿，支委兼副主任杨凤仪是蜕化变质分子，支书吴洪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与陈、杨同流合污。两个组织委员，一个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两个宣传委员，一个是小商贩出身。十一名管理委员当中，只有畜牧委员（贫农）和出纳员（新上中农）是比较纯洁的。二十名生产组长当中，有八名是地、富，三名是老上中农；三十名赶车老板当中，有十二名是地、富，五名是老上中农；十四名生产队的会计和记工员当中，有六名是地、富，三名是老上中农；粉房经理是漏划富农；大车队长是漏划地主。全社十九户地、富（土改后陆续分为五十户）有二十八人担任重要职务；二十六户老上中农有十二人担任重要职务。
以陈国法为首的一批坏干部公开散播谬论说：“地、富老实，能干，没有他们办不好合作社。”“党员都落后，共青团员马列主义呱呱叫，不实干，复员军人挑皮捣蛋，贫困户是懒蛋子。”他们把地、富捧到天上，把好党员和积极分子踩到泥里。群众把旭升社叫作是：“被地、富操纵下的陈家天下。”
旭升社走的哪条道路？
群众说得很明白：“咱们社的干部是给地、富和有钱人办事的。他们是把党的阶级路线倒过来执行的。”“第一次翻身没翻好（指土改不彻底），第二次把我们翻到泥里去了（指合作化后依然贫困、受气）。”本来宝山乡第七村是一个好地方，是绥化县西部出名的“地眼子”，土地质量特别好，土改以后产量逐年提高，特别是办了两年高级社，每公顷产量达到三千八百斤，比1949年上升一倍，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人迷惑，把它划为一类社，给它生产模范奖励。但是，什么人掌权就走什么样的道路。旭升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相剥削，遭受了许多惊人的破坏。地、富、上中农生活蒸蒸日上，不少的贫农、下中农依旧贫困。地、富横行霸道，群众忍气吞声，群众的生产情绪受挫折，生产遭受重大损害。群众说：“就凭这个好地方，要是有好人领导，每公顷至少打粮四千五百斤，可能达到五千斤，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像现在这样！”
地、富和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上中农，利用他们当主任，当生产队长、组长的地位，掌握指挥生产的实权，将挣工分多的好活先分给自己人去做，叫贫农、下中农去做挣工分少的重活，谁不服就给谁扣上“挑皮”、“懒蛋”的大帽子。地主张云乔一年做了三件活
（修路、给粉房打水、喂猪），挣到一百八十个劳动日，地主王景阳抱着孩子看麻籽地，一天挣六分。贫农曲占山一年到头没歇工，只挣一百九十个劳动日，他说：“我们的穷根没有挖掉，还是有钱人吃香！”这一项无形的剥削是难以数字计算的。地、富、上中农和他们的子弟当上会计、记工员，用笔杆、算盘进行剥削更是花样繁多：富农王殿丰当两年队会计，贪污工分九百八十三分，现金二百零四元，他克扣社员的工分记在地、富账上；他在登记社员积肥数量时，对地、富的以少报多，多算工分，对贫农、下中农的以多报少，少算工分。粉房被四名地主掌握，他们在收购土豆时，对地、富的提秤提等，对贫农、下中农的压秤压等；好粉条分给地、富，霉粉条分给贫农、下中农。
地、富、反革命分子的恶毒破坏使农业社损失惊人。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大批伤害耕畜和糟踏庄稼、粮食。他们对耕马不喂不饮，多装载，快跑，狠打，故意打孕马，打马眼睛。高级合作化两年来，被他们弄死马八匹，打瘸马四匹，打瞎眼睛的马四匹，打掉驹的马三匹，使农业社损失九千零一十多元。兽医许银生治死农业社的马十三匹。地主孙景全当大车队长，把十五匹好马弄得瘦弱不堪。地主张云乔喂猪，饲料不筛净、不煮熟，喂死六口猪，还打掉两窝猪仔，损失八百元。他们在播种时故意少点种籽，把种籽点到垅旁，造成缺苗；锄草时大量砍苗；趟地时大量压苗；割庄稼时快割、毛割，大量糟损粮食；拉庄稼时沿途掉粮食；打场时故意打得不干净。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一项损失达七千二百三十元。再加上他们破坏农具、公物，使农业社损失共达二万五千多元，相等于1957年总产值的20％。
旭升社的地、富和一部分上中农生活蒸蒸日上，贫农、下中农多数上升很慢，目前还有二十三户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衣、食、住条件相差悬殊。两年来，全社新盖房子一百二十一间，其中十九户地、富占五十三间，每户平均将近三间；二十六户老上中农占四十一间，每户平均一间半；一百四十八户贫农、新中农只占二十七间。地、富、上中农住着绿油门、玻璃窗、石灰抹顶、明亮宽敞的新房子，而一部分贫农、下中农还住在低矮、狭窄、阴暗的破房子里。地、富和上中农的大人、小孩都穿新衣服，老头穿皮袄，青年穿皮鞋，可是有一部分贫农穿着漏棉花的破衣服，冬天还戴着单帽子。贫农乔德一家六口人穿不上棉衣，大人无法出门做活，小孩只好围着火盆取暖。地、富户户有陈粮，共有陈粮二万多斤，把猪、鸡、鹅、鸭喂得又肥又胖，甚至高价出卖粮食，贫农曲忠厚没有吃粮，饿得一家五口痛哭一场。就在这样明显的比照之下，地、富骄傲地对贫农说：“你们翻了一回身还是受穷哪！”
决心整放手整彻底整
宝山乡是地、县委的重点乡，要在1958年带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要求的指标，每公顷产量六千斤。地、县、乡的领导上怕旭升社成为全乡前进中的绊脚石，下决心要改变旭升社的面貌。旭升社的整顿工作，主要是依靠党所经常教导我们的三件法宝进行的：第一，调查研究，做阶级分析；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依靠贫农雇农的阶级路线；第三，采取了个别串连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工作组一到旭升社先用半月时间进行阶级调查，逐户访问贫农、下中农，从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联系群众，发现积极分子。有的群众慷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干部来我家了，你们北京来的同志来看我们，可见毛主席没有忘掉我们穷人哪！”我们通过贫农、下中农间的积极分子，用挂钩串连的方法，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向他们讲解党的阶级路线。经验证明：党的政策一和群众见面，立即成为一种伟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用党的阶级路线作镜子，对照社里情况，就恍然大悟，群情激昂，揭发大量材料，只用五天时间，我们就弄清了问题的性质。
接着，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开展整党，形成里外夹攻之势。一开始，群众的注目点集中在社主任陈国法和副主任杨凤仪身上，经过鸣放、说理，把他们的真面貌揭穿，根据群众意见，县委立即宣布陈国法、杨凤仪撤职反省。群众欢欣鼓舞，斗志益壮。紧跟着斗争的锋芒转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身上。我们又依法先后逮捕了五名反动地主和二名反革命分子，并且根据群众要求向地、富算了剥削账和破坏账。在分粮时分别扣出地、富二万六千多斤粮食分给了社员；在决算分配时，把地、富进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扣回二万多元（一部分扣现款，一部分记在账上），留作农业社的公共积累。对地、富分子政治上处理，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分为社员，候补社员和管制生产三类分别对待，撤销他们在社内所担任的职务，重新选拔一批贫农，新下中农中间的积极分子充任。群众的政治优势树立起来了。党的支部委员会和社的管理委员会也进行了整顿、改选，纯洁了领导机构，建立了领导核心。同时，为了确保胜利成果，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县委决定把乡党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下放到旭升社担任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就这样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和自己的力量，把这个隐藏了十余年的“小台湾”解放了。群众说：“我们重新翻了身，这回真正见到了青天”。
整改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群众社会主义热情空前洋溢。旭升社超额完成1957年的征购粮任务二百二十五万斤，比去年多送了四十五万斤，成为全乡每公顷土地送粮最多的一个社；送完粮紧接着送粪，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在三百公顷的土地上堆满了粪肥，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估计到春节前可以做到全部耕地堆满粪肥，每公顷达到六万到九万斤，这个数目是空前的。从此旭升社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