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案 邓以明披着主教外衣长期接受帝国主义经费和指示 疯狂破坏人民政府各项工作和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广州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案
邓以明披着主教外衣长期接受帝国主义经费和指示
疯狂破坏人民政府各项工作和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新华社广州24日电　广州市公安局根据检举材料，经过长期侦察，最近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广州教区内的邓以明反革命案。经过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已经在5日依法逮捕了邓以明；同案犯颜德耕也同时被捕。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现在正由有关部门进行审讯中。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多年来窃据着天主教广州教区主教的职位。另一个反革命分子颜德耕是石室天主堂的神甫，并兼任主教秘书。从人民群众的检举以及在历次破获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案件中得到的证据证明，邓以明自解放后就一直非法接受帝国主义提供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执行梵蒂冈的反动指示，掩护帝国主义向新中国派遣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并勾结间谍分子福寿康窃探情报。在1951到1953年间，邓以明从梵蒂冈接受的用来进行反动活动的经费就有港币九万元，另外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汇来的有三万元，他还直接从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马良那里取来了一部分经费。邓以明取得帝国主义供给的大量经费后，就用来积极支持和接济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和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2月，邓以明还替国外的间谍诗卫德转交人民币二千一百三十五元给潜伏在汕头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黄克仁（已捕）；1955年邓以明又转寄一千九百七十元给潜藏在湖南省衡阳市天主教会内的万次章反革命集团（已破获）。
邓以明一面接受帝国主义的金钱，一面接受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命令。几年来，在邓以明接受海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指示、文件中，就有梵蒂冈在1954年发出的煽动中国天主教徒敌视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指示“教宗庇护第十二世致书中国总主教、主教和其余各教区首长并司铎及服膺宗座信友”、1957年7月13日梵蒂冈通过的罗马国际费特通讯社发表的破坏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反动指示等等。邓以明接到这些反动指示后，即传达给各地天主教会内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例如，他曾经拿1954年梵蒂冈发出的反动指示给潜藏在江门市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理诺和汕头市天主教会的黄克仁等传阅，并指示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邓以明还根据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积极参与从海外派遣回新中国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邓以明接受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间谍福寿康的指挥，共同在广州组织偷渡集团，专门输送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偷越边境。1952年福寿康就与邓以明同谋，以三千元港币通过偷渡犯陈少光带一个叫林意芬的反动分子偷渡出境；同时，又把反革命分子赵炎偷渡往香港。1953年初，上海天主教内的反动分子吴乃元和黄超远到广州后，也是在福寿康、邓以明的帮助下偷渡出边境的；临行前夕，邓以明还替这两个反动分子“降福”，预祝他们偷渡成功。福寿康在广州窃探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时，邓以明是积极参予者，他把通过教会所收集的文件都交给福寿康加以审查甄别，并且亲自派人为福寿康调查有关在我国被逮捕的美国间谍福尔德的情况。
邓以明还和1955年12月在上海破获的隐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勾结一起，阴谋纠集暗藏在全国各地区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扩大破坏活动。邓以明早在1951年的时候，就亲自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商讨如何联合全国天主教各教区的反革命分子来应付中国的新形势。在邓以明的提倡和龚品梅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邓以明、龚品梅和江西省天主教内的反动分子周济世，以及潜伏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邓以明在上海期间，还拜访过帝国主义间谍格寿平，并同这个曾在我国进行了多年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密商。在他们密谋的问题中，包括反对天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爱国公约中不能写上拥护共产党，不能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不能领导天主教内的抗美援朝运动等等。邓以明从上海回来以后，即在广州市的各个教堂内，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疯狂的攻击和破坏。1953年5月间，邓以明又派了广州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人以“朝圣”为名，到上海学习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经验。
邓以明为了阴谋扩大破坏活动，在1952年初还亲自同上海的反革命分子黄铧全取得联系，互相交换两地的中苏友好活动和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情报。黄铧全曾把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人民政府组织天主教神甫和修士学习等情报送给邓以明，以供应海外帝国主义分子。1954年，邓以明又同潜藏在湖南省衡阳市天主教会内的万次章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供应经费给这个反革命集团；万次章也把当地天主教展开反帝爱国运动的情报向邓以明报告。1955年1月，邓以明又同河南新乡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取得联系，并立即指派反动分子张国珍在广州建立联络据点，从事秘密转款活动。1955年2月，潜藏在汕头市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黄克仁到广州，受到邓以明的“礼待”，邓以明曾和黄克仁用两天时间交换两地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情况，并商谈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被我国驱逐出境后如何利用各地教会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黄克仁提出要集中各地教区领导人进行商量，邓以明则提出“黎培里虽不在中国，但香港还有人，可以向他请示”。邓以明还介绍黄克仁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联系，并替黄克仁在广州设立一个联系据点，以各种代号来交换情报。
邓以明对历次政治运动都极端仇视。抗美援朝期间，青年教徒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邓以明曾亲自加以阻止。土地改革期间，他又积极煽动教徒反对土改，支持地主，辱骂农民和土改工作干部。邓以明也污蔑五反运动，不准教徒参加这个运动。
邓以明仇视人民政府和拒绝执行政府的法令，特别表现在1953年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反动“圣母军”组织的时候。邓以明当时曾召开会议，研究破坏的对策，指示“圣母军”分子不能向人民政府登记，已经退出“圣母军”的分子要向人民政府声明撤销登记，并且利用神权打击、威胁一些已经登记退出“圣母军”的人，并煽动“圣母军”分子要“勇敢一些”；对一些抗拒政府法令的分子则加以鼓励、照顾。
在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上海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邓以明获悉后，立即烧毁和分散了同这个反革命集团有关的反动文件、照片、信函以及长期秘密保存下来的国民党党旗。另一方面，他又到处向神职人员散播“教难”空气，恐吓他们“要准备坐牢”。当天主教会的反革命分子曾庆麟被依法逮捕时，邓以明却说曾庆麟是“教会模范”“标准青年”，肆意诬蔑肃反运动。直到去年，邓以明还组织天主教内的一些人分头上诉，企图为在押的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翻案。在整风运动开始时，邓以明又布置和唆使一些神职人员，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攻击肃反运动，要求释放在押的反革命分子。
邓以明竭力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利用宗教神权打击爱国教徒。早在1951年2月，他就同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马良、颜益群等研究破坏天主教内爱国运动的计划。当他担任主教职位以后，首先就迫使神职人员退出爱国运动。
邓以明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后，更加积极地策划由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在各个教堂疯狂进行对反帝爱国运动的进攻，污蔑和打击教徒中的爱国积极分子，拉拢和胁迫教徒退出爱国运动。1953年5月，他派反革命分子谭天德去上海学习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经验，谭回来后就组织了所谓“纠察队”，对爱国积极分子采取造谣、侮辱、歧视、捣乱等手段进行打击、破坏，同时监视爱国教徒，不准他们进教堂过宗教生活。邓以明先在石室教堂对教徒宣布“凡教友不准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准在驱逐外国神长（帝国主义分子）的控诉会上签名”。广州天主教徒成立爱国会筹委会后，邓以明又说爱国会是“害教”的，爱国会成员应被“弃绝”，否则就给予“处罚”。据初步统计，因为参加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罪行、退出反动“圣母军”组织、参加爱国会或热心参加街坊工作而遭受其打击的爱国教徒就达二百八十多人。甚至爱国教徒的家属，邓以明也说是有“罪”，要“处罚”。有一名儿童教徒因为参加了少先队，就被扭耳朵，掴巴掌，连红领巾也被撕毁。在邓以明“主教府”里的“儿童要理班”中，竟出现“捉红颈鬼”（意指捉爱国教徒）的反动行为。邓以明对一般神职人员也严加控制并进行欺骗，干涉他们的爱国自由。1956年8月17日，邓以明曾给神职人员规定了许多限制，阻挠他们参加爱国活动。1956年有些神职人员当选人民代表，邓以明即加以严厉指责，说这是违反“教典”，“在教会中树立了坏榜样”，并说未经上级批准，神甫一律不能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否则就是反对教会和不听“教皇命令”。1955年12月8日，邓以明指使神职人员抗拒参加肃反大会；1956年5月，广州市举行“潜藏在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罪证展览会”，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组织天主教神职人员参观，邓以明也竟然加以阻挠。邓以明还禁止神职人员阅读“信鸽”、“广场”等天主教的爱国书刊杂志。他对其他地区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曾进行干涉和打击。
邓以明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破坏祖国人民利益的罪行，过去虽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因为他的有些罪恶活动非常猖狂，早就激起了一些爱国教徒的公愤。有人向公安机关检举了他。去年11月份以来，部分教徒群众又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对邓以明进行了揭发和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