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
苏联科学院院士　李森科
编者按：苏联“消息报”1957年12月8日发表了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的理论成就”一文。文中系统地总结了米丘林生物学四十年来的理论成就，特别是对理论同实践的统一问题，即生物学同农业生产和医学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证。这里特摘译发表，以供我国学术界参考。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理论生物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给农业实践以直接帮助。在这个基础上，在我国就产生了农业生物学。为此，不仅必须从数量上扩大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而且必须从质量上改造这些工作，使之纳入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途径。我国学者们有充分的可能用不可缺少的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如果谈到我国理论生物学四十年历史的主要总结，表现在她的极为多样的成就当中的这样的总结，那么这种总结也就是对农业生物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的成就起决定作用的米丘林学说的繁荣。
米丘林生物学说的唯物主义方向正在吸引着我国和外国的进步的自然科学家。米丘林学说为千百万的农业工作者所热爱、重视、发展。相反地，保守主义者，无论他是不是生物学家，都不是米丘林学说的朋友。他们认为米丘林学说不是科学，认为米丘林是同科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纯粹的实践家”，是“园丁”。
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注意到了米丘林的活动，对他表示了巨大的关怀。列宁为人民、为科学发现了米丘林和米丘林学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了有成效地发展米丘林生物学方向，过去和现在都为它创造了一切必需的条件。
米丘林学说的原理对于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了解能否控制农作物和农畜的遗传性，对于实践很为重要。是否可以把遗传性向着实践所需要的方向改变呢？“古典遗传学”即魏司曼遗传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获得有机体遗传性的定向变异。米丘林和他的继承者，根据对有机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认定只要发掘生物学的规律，依靠这些规律制定获得这类变异的方法，遗传性的定向变异是能够获得的。
米丘林学说所发现的生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使有可能探讨并进一步制定不同的（农业技术、畜牧以及实验室的）获得有机体类型定向变异的方法。
有机类型和它的生活条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很容易看到的。有机体身体对于外界环境条件的依存性，任何人，包括“古典遗传学”的代表在内，都不能否认。但是，在米丘林遗传学说反对者看来，身体，即有机体的躯体不具有遗传特性；仅仅某种特殊的遗传物质才具有遗传性，这种遗传物质，不管称它为“基因”或者“染色体的基因座”或者“去氧核糖核酸”的分子控制着身体，而有机体身体的生理不能影响这种遗传物质。
因此，在他们看来，米丘林生物学方向力图愈来愈多地控制动植物遗传性，用改变同化和异化过程的方法获得遗传性的定向变异，是不现实的。
动植物遗传性定向变异的事实在我国已经累积得这样多，以致在我国的米丘林学说的反对者当中几乎找不到坚决否认这些事实的人。他们对这些事实表示沉默。国外的米丘林生物学方向的反对者表现得不同些。有的，如瑞典学者古斯塔夫逊教授干脆声称：春麦变冬麦的事实，无性杂交的事实，以及从一些生物种中获得另外一些生物种的事实，如从小麦中得到黑麦等等，这些都是欺人之谈。
这些学者的根据，从他们的立场看来，仅仅在于，这些现象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现象同“古典遗传学”的全部观念是矛盾的。
近年来，“古典遗传学”的代表们常常说，好像只有从他们的立场上，才能解释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玉米杂种优势。但事实上远远不是这样。就是“古典遗传学”的拥护者李奇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在“玉米选种”一文中写道：“第一个建议用近亲繁殖系植物杂交作为获得高产杂种方法的荣誉应该属于沙尔。
沙尔正确地解释了杂种优势现象。这种解释，正如“古典遗传学”的代表者们自己所说的，不是孟德尔主义，而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发展了达尔文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方向，对杂种优势和提高动植物有机体生活力现象的本质的揭露，远较达尔文当时更为深刻。
在米丘林生物学说中，生活力是活体矛盾的结果。矛盾的程度，即活体生活力的程度，依异质性的程度
（在一定范围内）而定。以此为出发点，过去和现在都在研究、提高动植物有机体生活力的各种方法。例如，克瓦尔斯基教授、阿瓦克扬院士、米洛凡纳夫院士等，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研究能够获得不退化的或者少退化的玉米近亲繁殖（自交）后代的新方法。
这里要指出一些已经被米丘林学说所确定的具有巨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生物学规律。
试验证明，遗传性不是像“古典遗传学”所断言的那样是活体以外的特殊物质，而是活体本身的特性。因此，在活体中去找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器官是无目的的。假如说是上述的遗传性的携带者，那么这种携带者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是任何一部分或者任何活体的物质，其中包括普通的植物汁液、植物用以建造自己身体的可塑性物质。
现在大家都知道，获得无性杂种、两个动物或者植物品种的种内无性杂种的事实，很多方面同用有性方式所得到的杂种相似。种内无性杂种，现在不仅很容易在植物和微生物中得到，而且也能够在动物中（如鸟类）用无性方式得到。这些杂种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科学中的机械主义和唯心主义拥护者不可克服的困难。机械主义和唯心主义者认为遗传性不是活体的特性，而是位于活体中并且控制着活体发育的某种特殊的物质。
试验证明，遗传性的改变只有在同化和异化过程中，也就是在活体建造和改造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已经找到并且正在创造削弱遗传性的保守性的新方法，以改变同化和异化过程，并从而改变遗传性。
试验证明，遗传性的改变同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相适应。
同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遗传性的改变在于有机体、活体在同化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活体内部蕴藏的，并且借助于它最初转变为该活体的条件。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的遗传性的适应变异的规律即在于此。
必须把那些表现为活体要求某种外界环境条件的遗传特性，同有机体为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存相对无害地忍受该有机体生活和发育所不要求的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的遗传适应性区别开来。无论前一特性或者后一特性，都是发生在活体同化外界环境条件过程中的遗传性。但是，遗传上的要求是规律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一规律，活体适应着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而改变。活体遗传性对于它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性，不仅不是它需要的，而且是它所防范的。这种适应性是适应变异性规律的结果，也是作用于该活体的不同外界环境条件的有规律的（不是偶然的）相互联系的结果。后一种适应性是个别有机体和整个有机界所谓合理结构的前提。
大家知道，用不同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因素，人工引起遗传性变异（突变）的有机体，同普通遗传性没有发生变异的有机体比较起来，照例是对生活不适应或者很少适应的。我们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些情况下，新的遗传特性是由于偶然的以及同该有机体的所有其他生活条件没有规律的相互关系的外界因素作用的结果。
遗传上春麦实验转变为遗传上冬麦的许多事例，也就是遗传上不越冬类型转变为遗传上越冬类型的事例，可以明显地表明遗传性变异的适应性规律和有机体遗传上适应性发生的规律对其生存环境的影响。这些成就在米丘林生物学中，不只对农业实践具有巨大意义，它们还堵塞了那些对最重要的生物学现象，例如有机体结构的合理性、其器官和机能的合理性所作的各种神秘的唯心主义解释渗入到科学中去的后路。
关于最初合理性的观念，是以任何生理过程通常是和该生物种发展的一般类型的要求相适应的这些无庸置疑的正确事实为基础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过去和现在永远都是生物学中各种变相唯心论的基础。
只有米丘林学说揭露了生物的这些共同事实的实质。这些事实过去为唯心论服务，而现在由于米丘林学说的发现，巩固了生物学中的唯物主义，同时为实践的需要服务。
基于达尔文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在加深并且改造它们的同时，米丘林生物学说发现一切生物种——有机界质上的一定环节——是按照物种生存的统一规律生存着、发展着的。
生物种生存规律的本质已经被揭发出来，即生命过程的定向性在于：不是一般的活体数量的扩大，而是该具体物种的数量的扩大。因而，正常的、非病态的活体身体，它的一切结构和状态，一切特性和过程，一切对生活条件的多种多样的要求，以及对它所不需要的、异己的外界环境条件反应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都导使该具体生物种数量的增加，尽管这样缩短了该具体个体的生命，甚至使它自然死亡。
物种的生存规律和它在一定有机类型具体生存情况下作用的考虑，在控制遗传性形成的工作中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例如，正是根据这一物种生存规律的考虑，在我国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培殖乳脂率高的乳牛群的问题。现在很清楚，没有一个生物学部门，忽视物种的生存规律而不给理论和实践带来损失。
第一个把生物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达尔文给予所谓生物合理性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但是，因为当时生物变异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按照达尔文在他的不定变异的解释中，遗传变异性，自然是像偶然性一样发生的。
这样，达尔文对理解有机界发展的基础是偶然性，而不是客观的必然性，不是遗传性变异的生物学规律。
米丘林学说在发现了遗传性和它的变异性的生物学规律以后指出，有机界发展的基础不是偶然性的火花，而是历史上奠定的必然性是有机界发展的规律。可以理解，这并不否定永远发生于任何活体发育过程中的无数偶然性。相反地，只有从发展中的米丘林学说的立场上才能够了解活体的发展是从偶然性过渡到必然性，过渡到遗传性，这就是它的形成规律。
要知道，新型条件对一定活体类型的作用，对该活体来说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类作用于活体的新的偶然的外界环境条件，被活体所同化，如果用这些条件，或者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之下活体被建造，那么这一活体将是另一种情况。生物学上它将有别于它的旧的遗传性，将具有新的、一定的同化和异化作用与对新的一定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一定的条件即由最初偶然作用于原始生物的方式被同化的条件而变成。这样，在有机界实现着偶然性到必然性，到遗传性的转变。
为了创造可塑性的有机体，使它容易接受、同化它们本性所不具有的外界环境条件，同化那些容易转变为具有需要特性和品质的活体的条件，必须破坏有机体某些遗传性的保守性和生理上的复杂性。以前在高等植物方面，能够削弱谷类作物春性和冬性遗传保守性的方法研究得最好，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冬性谷类作物变为春性，以及春性变为冬性。
因此，揭露春性谷类作物变为冬性以及冬性变为春性的规律性转变的知识和它进一步的确定，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不只对从事研究谷类作物的生物学家，而且对研究其他作物的生物学家都是极重要的。
由上所述得出结论：发展中的米丘林生物学说认为，有机界发展的基础，不是达尔文被迫所说的偶然性，而是必然性，是转变无生命的自然条件为活体食物，同时又变为活体本身的规律。承认这一规律以后，米丘林生物学说把达尔文主义转变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变为农学和医学生物学的有效的理论基础。
有些科学工作者按照用什么材料进行研究，用什么因素影响生物而把生物科学分为米丘林的和非米丘林的，这是不对的。无论我国或者外国的生物学家中都广泛地流传着这样一种意见：如果实验者用辐射能或化学物质作用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米丘林学说反对者的行列中。如果实验者用农业技术、用畜牧方法作用于生物，人们就认为他是米丘林工作者。这当然是十分粗笨的，也是不正确的看法。
科学进步的敌人，力求证明好像米丘林学说原则上是不能应用各种物理化学因素以及动植物近亲繁殖的。然而，正是从米丘林学说的立场，根据这一学说所阐明的生物学规律，可以合理地、对实践有最大利益地应用不同的物理化学物质作用于活的对象，也可以用动植物的近亲繁殖。
要知道，只有米丘林学说能够唯物主义地、正确地解释突变的出现，也就是用所谓诱变因素作用结果的遗传性的改变。这些遗传性的改变不是由引起突变的辐射因素作用本身产生的，这些作用只能破坏生理的复杂性，而是在以后的代谢过程中，在以后的同化和异化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观念使实验家能够在应用所谓突变原因素时制定获得定向遗传变异的方法。
总之，按照用对活的对象作用的因素而把工作人员和生物科学分为不同的阵营，是不科学的。如果这样区分，就会把对生物现象的态度和它的解释以及影响生物对象的方式、方法混淆起来。后者，也就是作用的方法，不应该这样死板，而应该根据地点、时间和条件来决定。自然的规律是永恒的，根据这些规律在不同情况下可以并且需要采用某种农业技术和畜牧技术以及实验室的方式、方法。
生物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界线是对待研究生物现象以及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和态度。米丘林生物学家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米丘林学说反对者的哲学可以是随便那一种，却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为了不至于离开唯物主义的道路，米丘林生物学家在解决理论问题时，始终一贯地从实践的利益、从实践的要求出发，努力创造解决实践中的重要问题的可能性。这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没有这种统一，理论生物学的研究就失去客观性和目的方向性，而研究者也就滚入唯心主义泥坑和烦琐哲学中去。这种烦琐哲学会把已经明确了的理论问题搞得混乱起来，它阻碍我们进一步有效的研究以及认识真理的道路。
苏卡切夫院士所主编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可以作这样的例子，它曾经很好地证实这里所作的结论的正确性。在他所主编出版的“植物学杂志”和“莫斯科自然实验者协会会刊”里，用好像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标题开始了对我的工作以及同意我的工作的科学工作者以极端脱离科学的批评，直到直接否定一切唯物主义生物学的观念。现在他们仍否认生物学规律性的任何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企图使生物科学从唯物主义道路上撤退。在我国的条件下，这种企图当然不会有什么成就。但是，它们阻碍科学的发展，模糊某些青年生物学家，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头脑。这些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不能不是很沉重的。生活实践将迫使他们再受教育。
我们都很清楚，农学和医学生物学——即一般生物科学——离开争论，离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就不能成功地发展。但是，意见的争论只在出版物上和教室中，没有田间和农场、实验和实践的检查，通常是不会有任何益处的。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一问题说得完全正确：
“我认为，理论和科学的争论，应该在田间解决。让某个学者说：同志，你的方法不行，我的更好，它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给多少公顷土地按照你的方法播种，同样的土地按照我的方法播种，而裁判员将是集体农庄、集体农民。”
因此，农业生物学家应该更紧密地巩固理论生物学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践的统一，医学生物学家应该巩固理论生物学同医学实践的统一。
党和政府为了更大地发展科学，过去和现在都在我国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可以相信，未来的我国唯物主义生物学，较之她光辉的过去，将更光辉，更有成果。
（李继耕摘译，许运天、叶蒸、应幼梅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