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际民主妇联摄制的影片“五支歌”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为国际民主妇联摄制的影片“五支歌”
约里斯·伊文思
让我谈谈个人对影片“五支歌”的看法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始吧。我十分高兴，因为这部影片在北京首次放映时，我能出席和观众见面。
读者们可以想像得到，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他的作品能在国外公开放映，永远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特别是在对这部国际性影片有很大贡献的中国。
我们这些来自五个不同的国家的摄制工作者，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意识到对观众所负的巨大责任。艺术家的责任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为了替国际民主妇联拍摄这部影片，我在1956年向中国、苏联、法国、意大利和巴西五国的同行们提出了倡议。影片是在柏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发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那里非常方便，因为摄制这部影片的主办者——国际民主妇联的书记处就设在柏林。上述五国的电影工作者来到了柏林，我们决定五国合作摄制这部影片。
在西方，合作摄制影片通常是为了参加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和交换电影明星。而我们摄制这部影片，推动大家的力量是用我们的作品来为国际妇女运动服务的共同愿望。这种力量给我们的集体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常，为巨大的国际性运动拍摄的影片总是纪录片，在中国很负盛名、为世界工联摄制的“激流之歌”就是一个例子。然而这部反映妇女运动的影片，我们却决定拍摄成由五个独立的短片组成的故事片。到目前为止，这种影片形式仅仅在一国的规模上被采用过；但我们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在国际的规模上采用它。今后我们还会创造出别的影片形式，用来为其他国际组织，像国际学联或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拍摄影片。
这部影片的每个部分都要由一个国家的摄制组按照他们本国的影片风格来拍摄。这是一个合作摄制影片的新办法，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几国合作摄制的影片大都缺乏民族风格。我们要避免这个缺点。这部影片的每个部分都应该自成一部短的故事片，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具有民族的风格，而且描写的是这五个国家的妇女的生活和斗争。为了避免重复，我们确定每个国家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每个国家的摄制组都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每个摄制组都要写出自己的电影脚本并提出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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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这几个国家的电影导演又聚集在柏林国际民主妇联的会议室里了。我们互相比较，讨论脚本和摄制手法。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各种预备会议的，有中国导演吴国英、苏联导演谢·格拉西莫夫、意大利导演治里约·庞托科尔沃、法国导演扬·贝朗和巴西的卡华西干奇。
从未见过面的五国电影工作者在一起很快地进行真正的集体创作，这是令人高兴的。我们在一起试着确定我们的故事短片的正确形式；为了效果更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同文学里的短篇故事有同等技巧的影片形式。这是我们主要艺术问题之一。
有了一些对这些国家日常生活的概念，以及电影脚本的初稿，我们进行了讨论并且必须从艺术和思想的观点上来加以判断。
五个片断演出的先后次序和内容这样决定：首先是叙述一个巴西农业女雇工的故事。其次是一个苏联集体农庄姑娘到南部地区参加开垦荒地的故事。第三是一个法国女教师的斗争的故事，第四是意大利纺织女工进行罢工斗争的故事，最后描绘了中国妇女在农业合作社中所获得的地位。在这篇短文里我无法叙说每个故事的梗概，这是有待电影评论家来完成的。
影片演员成功地齐集到柏林以后，每个国家的摄制组就开始拍摄了。我的工作是要帮助规划每个国家摄制的影片的最后形式和进行艺术加工。
中国摄制组最先把他们的优秀的引人注意的作品送到柏林。在格拉西莫夫领导下的苏联摄制组采取了另外一种摄制方式。他们先把剧本拍摄成长纪录片，然后再按照需要进行剪辑。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摄制影片的有利条件，他们都能及时完成本国片断的拍摄任务。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摄制组却遇到了各种困难。
在卡华西干奇的助手阿列克斯·维阿尼领导下的巴西摄制组，根据巴西作家和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茹·亚马多的剧本完成了拍摄计划，著名女演员万娘·奥里科在影片中担任了主角。但是，在影片摄制完成后，难题来了。巴西当局禁止把这部影片送往柏林。又经过反复协商和长期耽搁，最后影片才被送到德发制片厂。
法国摄制组对创作一部既有社会意义又能得到法国全国妇女组织同意的剧本感到十分困难。半年以后，他们才得到了法国著名的电影和戏剧评论家亨利·马格南的剧本。幸运的是法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西蒙·西尼奥列和她的丈夫——歌唱家和演员伊维斯·蒙谭德都自愿地参加了拍摄。一部法国民族形式的影片终于送到了柏林。
意大利选择了一个战斗性的主题：一个小纺织厂里的一次静坐罢工。工厂大厅不是在摄影棚里搭盖的，而是决定利用一座靠近佛罗伦萨地方没有全部开工的真实工厂。在开始拍摄的前一天，厂主突然拒绝把工厂给摄制组使用。但是他们克服了一切困难，最后表现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剧本就被送到了柏林。
最后我的编辑和某些重制工作便开始了。我在柏林的这项工作是在卡华西干奇的帮助下进行的。为了使每个片断中的人物更加真实，我舍弃了片中原来的对白和民族音乐，而把影片中的动作加以解说，只有在需要了解情节的时候，对白才翻译出来。
当然，作为各国间这种合作的一项初步尝试，这部影片是有它的缺点的。我们也感觉到这一点。
从3月8日起，中国的电影观众就开始看到这部真正的国际影片。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活不断起变化，迅速地向前跃进。现在中国农村的景象比两年前影片拍摄时就肯定会有所改变。我十分深刻地感到这一事实，因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靠近无锡的一个合作化农村里和我的中国电影界同事共同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春节的纪录片。在那里，我遇到当地的一位女支部书记。我告诉了她关于影片“五支歌”的事情。我相信她看到这部影片时，她和中国的许多妇女都会告诉我们许多值得拍摄下来的故事。
我们希望我们的影片将成为国际妇女运动为争取和平和自由斗争中的一项有力行动。（附图片）
约里斯·伊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