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 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 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
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
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
本报合肥讯　上月举行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在这次会议上，挖出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它的成员是：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
这次会议，是1957年12月15日到1958年1月27日在合肥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全体委员，地、市、县各级党委书记、省直属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及全省县级以上政法各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共一千五百二十四人，列席一千八百三十四人；贴大字报六千二百五十张，在大会上口头发言的有二百六十一人，书面发言的九百二十人，进行了大放大鸣大辩论。出席会议的人在分清大是大非的同时，都检查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右倾思想，并进行了互相批评，真正做到思想交锋。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通过这次会议，挖出了一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善于装模作样、蒙有一层“画皮”的大右派分子李世农及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已为我们所粉碎，政法部门的领导权已重新回到党的手里，这个专政职能的刀把子已从强盗手中夺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他还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深刻的生动实际的整风大会，是一个思想交锋十分尖锐而深入的整风大会。这次会议既有反右派的内容，也有整改的内容。经过这次会议，清除了隐藏在党内的几个大右派分子，清除了在政法部门中执行右派纲领的孽根，并且通过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方向。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安徽省这次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
以右派分子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把持了政法系统的检察和司法机构，还把持了党的监察机构和省肃反五人小组的领导，长期以来便歪曲和破坏了党的关于肃清反革命的各项政策，包庇和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据初步统计，在他们指示和影响下，全省肃反和社会镇反中漏掉的和定案中错放的、该判不判的和重罪轻判的反革命及坏分子，共达二千多名；由于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现象。
在去年春天，政法部门的右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坏分子，利用受自然灾害后的暂时困难，到处进行破坏活动，煽动群众闹事。省委针对当时情况于2月26日指示各地：1、确实作好粮食供应工作；2、对某些富裕中农的无故叫喊要进行说理斗争；3、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要批判和克服政法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各地党委正确地执行了省委这一指示，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和政法部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各种斗争，加强了对政法部门的领导，依法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因此，稳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合作社也得到了巩固。全省去年1到10月，动摇退社的富裕中农只二千多户，而入社的单干农民却有五万多户。这说明当时省委提出反右倾是十分必要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以李世农为统帅的右派反党集团，却多方阻挠和破坏这个斗争，恶毒地向省委进攻。他们煽动政法干部反对党委的领导，在反右倾问题上和地、县党委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论。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就是为了澄清这种右倾思想召开的，而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行，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被揭露了出来。
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蓄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妄图使革命政权变质。去年春天省委提出反对政法部门右倾的时候，李世农身为书记处书记，又分工领导政法部门，他在会议上却不表示态度，会后竟鼓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指示，并派出爪牙到处“反左”“纠偏”，甚至公然责成政法部门不许将反右指示下达，不要检查批判政法干部的右倾思想。李锐在当涂县搜集反党材料，杨效椿在和县、蚌埠等地煽风点火，攻击省委反右，陈仁刚则在皖南、肥东等地擅自决定释放大批罪犯。
去年5月，正当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这个集团的成员在5月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大肆叫嚣反右反错了，要为他们认为“被冤屈”的人“喊冤”。李世农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对反党分子暗暗支持。当省委在这个会上作了反右倾是正确的结论以后，李世农在紧接着5月25日召开的全省政法干部会议上，就和右派唱和起来，大肆放火。他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口口声声说是在“传达省委意见”，但报告的内容，却完全反对省委。他为了否定反右的正确性，说执行反右指示中出现了“偏差”，与省委提出反右“有关”。又说出现所谓“偏差”的“主要责任首先由省委负责”。
于是他把反右的成绩推翻了，把继续反右的必要否定了，把本来应该反右的会议一变而成了反“左”的会议。李世农在政法会议上放的火，在全省造成了严重恶果。据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同志揭发，当时有许多县如宿松、怀宁、潜山、青阳等县，不但放松了当时对敌斗争，并且一下放掉了64.5％的在押罪犯，后经检查，这些放掉的罪犯，90％以上都是不该放的。李世农的报告，使全省很多政法干部的思想又重新陷于混乱。这次省委扩大会上，揭露出陈仁刚在去年不但给李世农几次写信攻击省委，而且连李世农在政法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都是和陈仁刚商量过的。这就暴露了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怎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反对省委了。
根据会议的揭发，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在肃反和社会镇反方面包庇和纵容反革命、坏分子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李世农认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太残忍了，应该仁慈一些”。他为了解除专政武器，竟在政法干部会上说：“残余反革命如果发动群众来捉，保险一个也捉不到。”杨效椿则否定肃反工作成绩，诬蔑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李锐则利用职权，捏造各种理由为反、坏分子开脱罪责，他把证据确凿，说成“证据不足”，把政治问题说成“思想问题”，把敌我问题说成“人民内部问题”而且对该捕该判的反、坏分子，不管犯罪性质和情节如何，往往以“已经交代”“偶犯”“年轻”“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为理由，拒绝批捕和起诉。李世农主张把“坦白从宽”放在首要地位，而杨效椿则把中央的政策篡改为“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根本不提“抗拒从严”。他们制造各种谬论宽纵敌人。说什么反革命分子还有“两面性”，说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在定案判刑时可以减刑。李世农还亲自制订了重罪轻判的案例要全省仿行。李世农和杨效椿对已判的刘秀山反革命案进行种种活动，他们把刘案结论中关于叛变后参与杀害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军人家属等罪恶事实删掉，把“叛变革命”改为“脱离革命”，上报中央，企图为刘秀山翻案。他们硬说混入我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曹野有两面性，将他改定为好人。
据会议揭发的材料统计，在这个反党集团影响下，全省各级检察院，只是去年一年，该批捕而不批捕，该批准起诉而不批准起诉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有一千多人。其中杨效椿亲自审批宽纵的一百多人，李锐审批宽纵的三十多人。
李锐的兄弟中，有三个哥哥都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李锐竟然对他们加以包庇，甚至为他们介绍工作。几年来曾不断有人检举李锐的罪行，但是李世农、杨效椿都把它掩盖了下来。
李世农不但破坏专政武器，还利用1953年以前先后担任党委组织部长，以及以后负责领导审干工作等的职权，从根本上腐蚀党组织，企图改变党的性质。他把中央对自首叛变分子的审查处理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篡改为“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结论处理从宽”。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原则，在1956年12月利用职权删改了有严重自首叛变行为的四个干部的审查结论。甚至把结论中“对党不忠实”改成为“对党忠实”；当时审干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这种删改不同意，并把中央有关文件给他看，李世农竟说：“这些字句太刺激了，不写在结论上，也不要紧，我年纪大了，你们还年轻，我死了你们还能记得就算了。”
李世农为了掩护反党阴谋，还制造了许多谬论，如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他在1953年省委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说：“今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恐怕没有了”，“肯定地讲，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来一个运动搞思想工作了”。1956年他又说：“合作化后，肯定地已经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了”。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他则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了”。他还在1956年1月省工商联执委会上，说了许多对资产阶级吹捧的话，要把三反时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说成“是自发势力的影响”，并“不是自觉的”，把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完全出于自愿”。因此，他在去年5月25日的政法会议报告中根本不提还有阶级斗争，他只认为“今后的斗争是新旧思想的斗争”，“今后专政的主要对象是同各种刑事罪犯作斗争”。他还混淆两类矛盾，把明显的敌我矛盾也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我们和资产阶级还有对抗的一面，把矛盾转化的责任片面放在我们一面。去年4月13日，他在省监察会议上报告说：“地主改造很好，虽与我有对抗性矛盾，但经过改造，已转为非对抗性矛盾。同志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遇风吹草动，就整这些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是会出偏差的，你逼他无路可走，就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了。”这和反动派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制造的”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会议揭发的材料还证明：李世农为了进行其反党活动，总是尽力拉着党的事业前进的后腿，有机会就促退。中共安徽省委提出的“农业上的三项改革”办法在实践中已著有成效，几年来，只是因为推行“三改”，就增产粮食达七十五亿多斤。它不但指出了改变安徽面貌的努力方向，而且鼓舞了全省干部和群众向自然作斗争的勇气。但是李世农对这样的好事，是看得很不顺眼的。省委在“三改”中提出，要扩大夏收面积，提高复种指数，种植高产作物，他却要下面干部不要强调扩大夏收面积，不要提高复种指数，要多留春地，不要多种高产作物，要多种高粱等低产作物，并煽动下面干部不要执行省委指示。如他去年到定远时，就对县委书记陆祥说：“省委指示不一定正确，关于生产上的问题，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情况去办。”李世农所以这样阻挠和破坏安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政治野心的。1950年7月，他就背着皖北区党委负责同志，利用整风机会，盗用某些同志的名义，通过小组结论形式，对区党委的各项工作和对区党委负责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破坏区党委的领导。1953年他又和有野心的人一唱一和，在地委书记面前竭力攻击省委领导核心，妄图破坏党的负责人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当时曾引起同志们很大的义愤。
李世农为了骗取群众信任，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还进行各种伪装。他在1950年任皖北区党委副书记兼直属党委书记时，还玩了一套评选模范党员的把戏，亲自摆布候选名单，把自己列为第一名，窃取了“模范党员”的称号。杨效椿、李锐、陈仁刚等右派分子更到处吹嘘李世农朴实、温和、稳重，是省委书记中最好的一个。他隐瞒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所受的处分，欺骗组织；他常常自诩“德有余”，“俭朴和温和是天性”。但是他的一切生活享受和同级干部相比较实有过之无不及。他平时出入都坐汽车，在开大会时却故意走路给人家看；下乡总要吃好的，但吃了总要批评人家浪费；他硬要公家为他的保姆住房安装暖气，并不认为浪费，而对别人抽烟多擦了一根火柴，就批评是浪费。所有这些伪装，经过这次会议的揭发，才撕了下来，原来是一张政治野心家的画皮。
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成员都是地主、富农出身。他们进入党内，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未放弃反动立场，改变反动本质。李世农、李锐对土改时家庭被斗，都曾感到不愉快，李锐更是痛哭流涕，工作不安心。杨效椿利用职权包庇、掩护他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岳父周钟衡，使在反霸、土改、镇反、肃反斗争中都漏了网。党对他们的错误是给予过多次教育批评的。李世农1944年曾因在天高县听信叛变分子的诬告，冤枉了许多好人，受到行政处分；1947年在淮南曾因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受到党的严格批评；解放以后，省委又几次对他自封“模范”和虚伪的作风进行过尖锐批评；特别是去年以来，党对李世农、杨效椿等都进行过多次批评，耐心等待他们自觉地交代。但他们却毫无悔过之意，甘心自绝于党。他们的罪行和抗拒态度，激起了出席会议的人的万分愤慨，一致要求给予他们以严肃的处理。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并对他们宽纵反革命的罪行，交监委处理。会议决议还指出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为进一步巩固党在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努力的方向。
出席会议的人，都表示坚决拥护这个决议。他们认识到了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并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站稳党的立场，保卫党的事业。曾经被李世农的伪装所蒙蔽的人，是相当多的。他们在这次会上都检讨了自己过去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政治嗅觉。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也进一步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于党员说来，乃是万恶的根源，纷纷检查自己的错误。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鼓起干劲，全心全意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