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斗争 清华大学辩论科学研究工作两条道路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斗争
清华大学辩论科学研究工作两条道路的经验
本报记者　柏生
在双反运动中，许多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在前一时期，清华大学曾就这一问题开展过大辩论，参加这次大辩论的教师都有很大收获。他们开展这场辩论的经验和收获，值得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机关参考。
问题的提出
清华大学自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已经从一所旧式的综合大学改变为新型的多科性工业大学，这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教学工作上已经基本上树立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了逐步开展。但是，以钱伟长为首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们并不甘心，他们还幻想着把清华大学拉回到旧清华的老路上去，特别是他们自认为自己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资本”，想和工人阶级较量一番。再加上学校中有不少教师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这就使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学校里找到了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的市场。在辩论前，清华大学全校六十五个教研组中，科学研究工作方向基本正确的教研组只有十四个，研究方向有严重错误的有二十个，其他教研组都是方向模糊不清，歪风占了优势。
当时清华大学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问题上呢？它首先集中地反映在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即它的政治方向上，也就是科学研究究竟为谁服务和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其次，表现在要不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不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上。这些问题不彻底解决，就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为了使广大师生能明辨是非，认清方向，清华大学在召开科学讨论会的同时，在全校教师中热烈地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辩论是怎样展开的？
这次辩论一开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在某些教师思想上还有顾虑。他们对这次辩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还认识不清，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其次，许多教师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走资本主义科学研究道路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对科学研究中是否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有疑问。有的教师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主要是研究条件的问题，不是什么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只要有工作条件，闭门读书，埋头研究，就可以写出论文，政治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也有的教师认为两条道路问题，不过是看英美文献或看苏联文献的问题，也有的教师认为反正我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搞科学研究工作，难道我还能为资本主义服务。
为了打破教师中存在的这些思想障碍，更好地进行这场两条道路的思想大辩论，学校党委会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由蒋南翔校长和刘仙洲副校长对几年来学校在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以及遇到的思想障碍作了报告，说明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存在的，并具体分析了资产阶级科学研究思想在校内的各种具体表现，它的危害性和后果。同时并对领导上过去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资本主义路线有某些迁就姑息的情况也作了检查和自我批判。他们的报告对教师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启发和推动。
接着，教师党、团支部首先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辩论，因而更明确了这次辩论的性质和两条道路的分歧的实质。同时，教师中的许多党、团员在教研组里首先带头检查和批判了自己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以及理论脱离实际的具体事实及危害性。另外也提出或批判了教研组中某些教师的资本主义科学思想及其错误作法和倾向。由于党、团员在教研组里带头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辩论有了很好的开端。这样，全校教师就在各教研组和各系的讨论会上先后投入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辩论中来。
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科学研究思想
在辩论中，资本主义科学研究道路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都被揭露出来了。这些思想使教师们自己也大吃一惊。其中着重揭露了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和理论脱离实际、轻视劳动，盲目无计划的研究，以及这些思想对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危害。
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有些教师搞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是把科学研究当作个人成名得利的晋升阶梯，把写论文当作求名得利的资本。
许多教师沉溺于旧中国留给科学研究工作的腐朽传统，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实际，鄙视劳动。他们的科学评价的标准是抽象理论愈多，科学价值就愈大；数学公式愈多，理论水平就愈高，至于是否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则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运用许多复杂的数学公式，就根本算不得科学研究。他们所谓的科学研究，就是盲目地从文献夹缝中“找冷门”、“钻空子”、“作文章”。有的甚至没有一点实际资料或数据，只是玩弄数学公式。在科学研究的选题上，这些教师不愿研究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太具体，实验繁重，工作量大，而且还要受实际条件和需要的限制，因此，远不如坐在书斋里，从文献杂志上找点题目，作点纸上计算，容易写出论文，获得名利。也有人选了国家建设需要的题目，但在研究过程中，不是针对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而是有意识地或是不自觉地避开关键问题来解决某些次要而易于“建功”、“出论文”的枝节问题，还有人从自己头脑中主观“创造”研究题目的数据或条件。在科学研究的合作方面，他们一般不愿与别人合作或配合进行，怕自己出不了名，怕别人“剥削”了自己的劳动。对不能单独进行研究而必须集体合作的研究工作，他们就计较发表的名次和稿酬的多少。由于个人考虑过多，有的教师一年更换好几个研究题目，为的是想找到一个易于成名的题目。有一个青年讲师，研究题目换来换去，当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看到一篇科学幻想小说时，竟异想天开的要求学校给假一年，去作所谓“地下之舟”的研究，就是利用超声波粉碎岩石，从地下通到美国去。由于片面夸大理论，轻视实际，鄙视劳动，有些教师在研究过程中，不愿意做实验，不愿意做计算，不愿意到现场收集资料。因而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走上了“不科学”的道路，他们常常把这些工作来个“下放”，坐以等待数据、不进行核对不进行审查。有的人甚至一面让别人替他收集资料或进行计算或实验，一面已经做出结论，等数据一来，即择其与结论相符者而取录之，择其不相符者而舍弃之，因而就完成了所谓有理论、有数据的“科学论文”。热工学实验室有一个铜球传热试验，按理论分析，曲线弯曲方向应该向上，可是实验结果却与教科书上相反，曲线总是向下弯，前后几个教师各想出各的理由来对学生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甚至还要求学生从这个事例里边学会“如何全面看问题”。但在这次整改中拆开铜球时，发现原来铜球内应灌满砂子的地方，一部分已是空气，因而使热的传导变成了对流，实验结果自然就不同。有些教师指导实验课的时候，把学生放下不管，自己溜回去看书。还有的教师不批改或草率批改学生的作业。有一个学生交实验报告时，只交了一张报告的封皮，这位老师居然也大大方方的在封面上画了一个“阅”字，发了回去。
还有的教师在研究工作上保密，甚至发展到学术垄断；学校新的图书资料一到，就借回家去，锁在自己的抽屉里。建筑系有一个教授，把教学工作看作是“替别人抬轿子”，只能“输出”，不能“输入”；认为干这种工作太吃亏了。院系调整后六年来，他除了有一学期辅导过十五个同学学习“建筑初步”课程以外，就没有教过别的课。他在学术上严格保密。以前他给学生讲课，讲到关键处，就赶忙用手捂住嘴巴；讲课时发现有别的教员来听课，他就说：“此人来偷听我的东西，简直是剥削。”他不愿同别人讨论问题，怕在争论中情不自禁地露了材料。他拒绝指导研究生，说“我研究了多年，你要我来指导，岂不是剥削我！”
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不少青年教师不愿担负教学工作，只愿跟着“名师”搞科学研究，一心只想写出篇论文来“一举成名”。他们对教学工作极不负责，在上辅导课时不备课，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回答不上来。
批判错误思想　指出正确方向
这次辩论是和学术性报告会结合进行的。这种结合进行的好处是：在讨论学术报告时就展开了批评，同时学术讨论的结果，又为辩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在这次辩论中，检查教研组工作是一个关键。有些教研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多数教师的科学研究思想混乱，对这些教研组进行一些细致工作，集中力量突破一点，这样便容易推动辩论的展开。同时为了使辩论进行得较深较透，每个教研组都注意抓住了重点问题。在这次辩论中，一些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了弯路的教师，带头在教研组中进行了自我批评，对辩论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使讨论不流于空谈，在教师思想初步明确了两条道路斗争以后，就进一步揭发事实，找出典型事例展开讨论，分析批判。为了能够真正解决思想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学术性的问题，在辩论中注意了摆出事实、充分说理的原则，并避免在难于作结论的学术评价问题上以及一些个人作风上争论不休。为了使辩论有充分说服力，除了揭露资产阶级道路的各种表现外，各系还找出了一些符合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研究的典型事例，进行对比，这样就不仅批判了错误，而且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电机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条件是相当好的，无论人力、物力都比较雄厚，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思想在这个系里占了优势，科学研究工作进展很慢，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也逐渐下降，有少数教师甚至由此而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坏的例子。另一方面，机械制造系人力、物力方面均有困难，但因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方向比较正确，大部分科学研究题目是针对国家建设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成绩就较大。水利系水工结构教研组内，除三位教授外，都是青年教师，而且大多数是在1952年以后大学毕业的，但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党的方针，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与科学相辅相成的原则，再加教师们的积极努力，他们在教学改革的头三年内，就初步完成了全部教学过程的改革，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比较迅速地开展了科学研究，并不断提高了教学水平。在短短的几年内，他们不但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了不少生产实际提出的科学问题，而且教师的科学水平及教研组的教学质量也获得了较多的提高。这是一个好的例子。他们在这种好坏事例的对比中，打破资本主义思想，确立社会主义思想。
收　获
经过这场辩论，教师们开始认清了科学研究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提高。教师们开始认识到政治方向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和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还深刻地认识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重大意义。他们也明确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研究路线不但危害科学研究工作本身，而且还使教学质量降低，腐蚀和毒化人们的思想。
经过辩论，教师们进一步体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又红又专的迫切需要性。有些教师过去走错了方向，辩论以后，感到十分痛心，表示必须改弦易辙。
在辩论中，许多教师认清了科学要有目的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深刻意义。他们认识到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决不是“抽象理论”的多少，而是要看是否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和是否具有充分的可靠的科学根据，以及能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离开了这些，所谓科学研究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发展科学的依据。因为生产是科学的丰富源泉，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当然，科学的发展也将反作用于生产的发展。
在这次辩论中，还明确了对青年教师培养成长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一切从个人名利出发的道路，走这条道路的人，只热衷于个人进修，个人成名，片面地崇拜书本知识和抽象理论，看不起教学工作，生产工作实验及计算工作，到现场收集实际资料的工作，“两耳不闻生产事，一心专攻理论书”，结果不但教学工作搞不好，业务水平也提不高，政治思想倒退。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切从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在积极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努力学习业务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不但重视书本知识和提高理论水平。而且善于在实际工作中踏实锻炼，因此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提高得很快。
由于歪风受到打击，许多教研组开始出现了新气象。多年不下实验室的老教授开始下去了，有的教师要求增加教学工作量，并且开始修改理论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的题目，纷纷表示希望到工厂工地去。教师们开始关心教研组的集体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使教研组的工作从自由散漫转变到有计划有组织，同时教师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也浓厚了。
在目前的双反运动中，清华大学正在这次辩论的基础上，更深更透地进行着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会给这些工作本身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且也是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这些工作的辩论和实践，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然会更加深入和深刻。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教学和科学路线的改造，会给他们带来更加深刻的思想改变，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他们的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