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王世德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党一向重视发动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斗争。同时，党更重视帮助知识分子提高革命觉悟，与工农结合，改造思想，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小说“青春之歌”（杨沫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以1931年“九·一八”到1935年“一二·九”这个大动荡时代为背景，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北京学生运动。在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觉醒了，走向革命；也有少数人沉沦下去，叛变了革命。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为民族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有力地鞭挞了怯弱庸俗的渣滓和卑劣可耻的叛徒；同时还细致地表现了一些正直善良、然而糊涂的好人的觉醒过程。读了这本小说，能给我们教育和鼓舞，使我们知道应该学习什么，抛弃什么，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对于今天正在热烈探求又红又专道路的广大知识分子，这本小说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小说着力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突出地歌颂了她可贵的革命品质。林道静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父亲把佃户的女儿抢来做姨太太，生下了她，又把她母亲驱逐出门。她从小和仆人在一起住，长大了，被逼嫁给阔老，她就逃出来。一个小学校长收留了她，却又阴谋把她介绍给县长做姨太太。社会比家庭更黑暗，到处是吃人的魔鬼。假如不愿妥协投降、忍气吞声做反动阶级的玩物，在旧社会就活不下去。林道静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可贵的反抗性格；当她孤苦无依、伸手无援的时候，宁愿投海自杀，也不愿屈辱苟生。北京大学学生余永泽救了她。她以为他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和他结合了。可是，她逐渐发现余永泽的正直善良很有限度，他没有放弃地主阶级立场，还是要走为反动阶级服务的道路。林道静不愿意过这种没有意义的寄生生活。她逐渐明白：只有投身革命，寻找共产党的领导，去为千千万万穷苦人民的翻身而斗争，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当时，她婚后的生活还富裕；要打破安于这种小康生活的惰性和对余永泽残存的爱怜感情，并不是容易的。但是，从小受到的屈辱给了她力量。她认识的进步青年卢嘉川，又引导她参加了抗日救国的游行，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书籍；这些，在她的心里撒下了火种，使她烧起了坚决和余永泽决裂、自觉要求革命的大火。谁也没有要求她，是她自己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把卢嘉川藏在她那里、很久没来取走的革命传单，一个人在黑夜里冒着危险偷偷地张贴在街头巷尾，又想尽办法偷偷地寄发到各处去。这种英勇、智慧的行动，完全出之于她血液里要求革命的本性。这种自觉地投入实际斗争的主动性是难能可贵的。虽然，她还不成熟，不过，这不要紧，只要永远坚持自觉的革命要求，斗争会把她培养得老练起来的。一个人在没有上级指导、同志督促的情况下，能够坚持革命，独立作战，就基本上具备了可以信赖的革命者的品质。这种品质，使她能够从徬徨、犹豫，坚定地走向革命，使她找到了党，使她能够忍受狱中酷刑，使她逐渐成长懂得革命策略；懂得革命是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要遵守铁的组织纪律，要埋头苦干，要高度警惕；懂得了在大中学校发动知识分子的工作也是重要的。于是，她不再对敌人天真老实，不再向往狂颷式的生活；她清除了不踏实、不安心于平凡工作的思想作风。到后来，她负责北大党的工作，虽然那里只有三个党员，有的同学还把她当成特务，而她又处在和上级久无联系的情况下，衣物也快当完，每天只吃两个烧饼，仍能坚持斗争。我们清楚地看到，林道静这时，已经老练成熟得多了，大大成长了。小说通过对林道静的描写，强烈地表明了：一个人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在敌人的监狱中、酷毒的苦刑下，在万种艰险的情况里，能够坚持不屈，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其基本关键和决定因素是自觉的革命要求和顽强的革命意志。
当然，这种革命要求和顽强意志也是在斗争中培养起来的。人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的动荡终必触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对当前政治表示态度。日益尖锐的斗争，人民深重的苦难，终究会促使每一个正直的人走向革命；不过，有的觉醒得早些，有的晚些。小说中的江华、卢嘉川、罗大方，就是觉醒得早、觉醒得坚决的。他们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认清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毅然放下书本，投入了斗争，到工厂矿山去组织和鼓动工人革命，到军队去参加战斗，彻底和工农兵结合，成为彻底的革命者，这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榜样。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想好好读书呢，问题是读了书在那种环境中，有什么用。林道静的遭遇很清楚很有力地作了回答。这些青年人参加革命，并非由于感到自己在政治工作上有特殊的才能，而是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才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要求。当时，有些糊涂的好人认为自己的才能不适合搞政治，埋头书本才是用真才实学去为祖国服务，实际是没有认清局势，没有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没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公民责任感；那种糊涂观点实际上是对敌人有利的。当然，他们往往走过一段弯路，受到事实的教训，吃了一些苦头之后，也会觉醒过来，走向革命的。小说真实地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觉醒过程。王鸿宾教授，起初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叫他女儿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后来国民党的腐败，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使他逐渐惊醒，觉得青年无法关在书斋里了；现实使他自己也迫切要求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他说“世界上有九十岁的青年，也有二十岁的老头呢。我的主意已定，请君不必多言！”把眼镜、钥匙等都留在家里，以出而不归的决心去参加游行示威了。这是多么使人感动。他女儿王晓燕，最初听从父亲的话，认为：读书是最要紧的，不愿管政治“闲事”；社会主义苏联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搞革命危险，有什么前途。她是个不知世事、天真烂漫的姑娘，但她心地纯洁善良，因此当她听说世界上还有地主残害农民的事情，就激动得哭了，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她不知道的事物，于是她看起社会科学书籍来，逐渐产生了革命要求。然而，天真善良的人在复杂的现实里还会碰到更多严酷的考验。她爱上了一个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叛党分子戴愉。戴愉对她说，林道静是党的叛徒；林道静也告诉她，戴愉是党的叛徒。怎么办？一个是爱人，一个是好朋友，到底谁是骗子？需要自己裁判。这里，小说写得很动人；一个人在政治上糊涂，不敏锐，不红透，就会走上多么危险的歧路！当然，由于她本质美好，后来终于识破了戴愉，成为完全觉醒的勇敢战士，然而已经多走了一段痛苦的道路。北大的“花王”李槐英是个有正义感的姑娘，但也有着很多糊涂思想，她认为“好人不党”，政治就是争名夺利的角逐场，她讨厌党派的“勾心斗角”，她说日本人真占了北平，也不见得敢损害堂堂世界知名的学府。后来，日军占了北平，强暴地污辱了她，无情的事实终于使她转变过来。虽然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觉醒，但已付出了多么痛苦的代价！
国民党反动派常常用革命是“无谓的牺牲”，来模糊青年人对进步的追求。小说以很多人物的实际生活遭遇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林道静的老同学陈蔚如就是接受了这种思想毒素，才真做了“无谓牺牲品”的；她说人总要实际些，就嫁了一个银行副理，后来因为丈夫另有新欢，自杀了。还有那个起初也谈过革命的白莉苹，后来做了“明星”。她说：“小布尔乔亚出身的知识分子，哪个没经过这个幻想革命的时期呀！可是后来，在事实面前我渐渐明白啦，渐渐清醒啦——那好是好，可是看的太远、太渺茫啦。……”“要坐牢，要杀头，幸而不被捕，也是什么铁的纪律呀，……于是我回过了头。……人生不过如此，过眼云烟，得乐且乐吧。”小说鲜明地指出，在现实面前，有两种“清醒”；白莉苹从幻想革命到心甘情愿做反动阶级的玩物，她这种“清醒”和林道静的清醒相比，实在是醉生梦死，真正使自己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小说通过另一种真愿革命但决心不足的典型人物许宁，又表现了：从幻想革命、愿意革命到成为完全清醒的坚决的革命者，这条道路中间也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和自我思想斗争。许宁，又想革命，又怕艰苦危险；他讲起话来，挺漂亮，可是办起事情来就不大带劲了。他想到东北参军，但又舍不得妈妈、爱人、学业。敌人的监狱教育了他：要革命，就要下决心，这决心下得越早越好，越强越好，越坚决越好，越彻底越好。
小说还写出了罗大方和余永泽这两个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走的不同道路，正确地表明了：剥削阶级出身的人也完全可能走上革命道路，根本的关键还是有没有自觉的革命要求，肯不肯放弃剥削阶级立场，改造自己。罗大方的父亲是蒋政权的大官，要把他送到美国或日本留学，不许他和共产党来往，免得上断头台。但是他认清了他父亲和胡适这些美国博士的真面貌，坚决丢弃荣华富贵的家庭，参加到察北抗日同盟军去。余永泽呢，他不但舍不得放弃罗大方那种留学美国的机会，还竭力想通过罗大方的关系认识胡适，希望胡适能赏识他的考证国故的论文，获得一个向上爬的门路。他口头上说得很好听，说他也是爱国的，他要整理中国民族遗产，以自己的形式来救国。他打起了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的招牌，穿起长袍，算是“民族形式”，整天全神贯注地读线装书，和古人、旧版本纠结在一起，算是整理“国粹”，算是“坐以求道”。他这个“道”是为什么服务的呢？拆穿来看，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的，不过是为他自己用、为反动阶级用罢了。他对佃户说“你们佃户都不交租，我父亲拿什么钱寄给我？”就充分暴露了他不愿放弃地主阶级的立场！他对林道静说，白面书生，赤手空拳，顶什么事！还没见过几个喊口号的革命少爷下煤窑的；还是读书好，一个人要成家立业，还是走稳当点的路好；戴上了红帽子，要杀头的。这就完全暴露了他剥削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余永泽在早期还有些正直热情的优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肯彻底抛弃剥削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教育给他养成的个人主义人生观，那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动阶级的工具，和“国粹主义”者一同成为时代的渣滓。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全书作全面深入的评述。不过，就从现在勾出的一些主要轮廓来看，“青春之歌”能深入本质地反映了大动荡时代中各种知识分子的面貌和变化，不单给历史刻下了生动具体的面影，对后代能有重要的认识意义，而且对今天我们要求改造的广大知识分子，也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从较高的要求来看，我觉得小说也还有不够之处：对于当时整个时代面貌和北平地下党的斗争情况，反映得还不够清晰；江华、卢嘉川等知识分子革命化、群众化的改造过程没能具体地勾出一个轮廓；很多善良糊涂的好人的转变过程中还有写得不够细致的地方；人物的个性和语言还不够鲜明；等。这些，也许是很难对这部小说求全要求的，因为一部小说总有写得着重的方面，也有必须简略、因而很难照顾周全的方面。那末，就把这当作参考意见提出来，算是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同类作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