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强大了，我真高兴！”——访问刘连仁和他的家属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祖国强大了，我真高兴！”
——访问刘连仁和他的家属
本报记者　刘仲平　石坚
4月16日，在难胞刘连仁回到天津的第二天下午，我们访问了他，请他叙述了十四年的苦难经历。对于祖国的强盛的欢欣，通过他那乡音不改的语言叙述出来，更加吸引了我们。他不是一个传奇性的英雄，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坚韧不屈和顽强的生命力。
“做梦也没想到国家治理成这样好！”
刘连仁一开始就说：“我从山里出来，就听到华侨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国家强大了，我们不受压迫了，把我喜欢得不得了。”
中国红十字总会对他的慰问、给他汇去的钱，一些到日本访问的我国代表团对他的亲切的慰问，都使他深深印在心里。他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些。他也提到了旅日侨胞给他的帮助，日本人民给他的帮助。他说：“侨胞们、日本五团体、日本老百姓都好，他们都帮我说话。有很多日本老百姓来看我，给我送点心、送苹果，跟我说‘对不起’，还说要跟中国人交朋友。我从扎幌到东京的时候，也有很多日本人到车站去送我。我知道这不是为我，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
提到日本政府，刘连仁情绪马上一转，说：“我非常不满意，不高兴。”他说，临回国的时候，日本政府给他送来一笔钱，还有一封信。日本岸信介政府派来的人跟他说：“这是小意思，收下吧！”刘连仁说：“你们光说‘小意思’，不说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决不能收你们的钱。我不是为挣钱来到日本的，是你们用枪杆抓我来的。”刘连仁做得对，日本岸信介政府对于刘连仁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这种违反国际法规和人道的暴行，必须正式谢罪。这绝不是马马虎虎塞给一点钱，写两三句猫哭老鼠的话能够交代过去的。
刘连仁说，他上了船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想起过去受的罪，心里就不好受。当轮船靠近天津新港码头时，他看见成千的人在码头欢迎他，他更加激动了，他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国家治理成这样了，我真高兴！”“不替他们干了，反正是个死”
方才谈话的兴奋还支持着他，所以谈起过去时，他没有显示出过分的伤心，而是比较平静地叙述了他的遭遇。他是在194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还没有吃早饭，正准备往地里送粪，在收拾车子的时候，日本军队就把他抓走了。他被押送到青岛，呆了七天，又被赶上轮船，运到了日本。同船的难友有八百人，其中二百人被送到北海道，他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分配到一个煤矿做劳工。吃不饱，干不动活，日本工头就拿镐把打。他想：“不是饿死，就得叫人揍死，不替他们干了，反正是个死。”他在一天黑夜里，看到大门还没落锁，逃出来了。那是第二年7月末，他在煤矿上已经干了八个月。
在山上转了十天，吃的是野韭菜、山蘑菇，眼饿花了，腿浮肿了。他想：“该是我绝命的时候了”。他解下系在腰上的草绳打算上吊，可是绳子断了。“我命不该绝呀！活下去！”他又恢复了生的勇气，重新在山上流浪。
虽然离人家很远，可是山里也垦有耕地，而且不难碰到日本农民在地里搭的小窝棚，这些小窝棚救了他的命。他在那里找到了一把铁壶，还不时地找到一些火柴、一点盐和一些农具。他可以从地里刨一些马铃薯来煮着吃了。
就这样，天不冷的时候，他就一只手提着铁壶，一只手拿着从树上劈下来的木棒，躲着人，提防着“山猫野兽”，在山里到处转。
他常常看到海。他想过：能坐上船，扯起一张帆，漂过海，回到老家去多好啊！可是看到浪头很高，自己又不会使船，他知道这不过是空想罢了。
难过的是冬天。北海道的冬天又特别长，严寒和积雪不仅逼得他不能到处转，而且他也害怕别人发现脚印。所以每到冬天来临之前，他都用从小窝棚里找到的铁镐给自己刨一个地窨子，他在这里蓄藏上一些马铃薯、野菜，铺上从窝棚里找来的草席，裹上从海滩上拣来的一块船帆，整个冬天就穴居不出了。
在地窨子里藏上四个多月，每年天暖雪化之后，他爬出窨子，他总是走不动路的。晒着太阳，慢慢揉着腿，他一点点恢复活动的能力，于是又开始第二年的流浪。
树叶青了又黄，雪落了又化，就这样，他在异国山野里度过了十四个春秋。今年2月，他被人发现了。侨胞们把他接到旅馆里，有许多话他都忘记怎样说了，一位亲切的山西籍的侨胞，陪了他两个月，他才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讲话能力。在谈过的许多话里，他记得最牢的是，“我们国家强大起来了”。
“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关怀劳动人民”
在前一天，当刘连仁还没有抵达天津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访问了他的家属。刘连仁的妻子赵玉兰，是个三十多岁的质朴的劳动妇女。谈到刘连仁被抓走以后家里的凄惨和困苦情况，她不止一次地用手背去揉她那湿润的眼睛。老爷爷想儿子，想成了病，老奶奶哭儿子，哭瞎了一只眼睛，刘连仁的二弟、三弟那时候在外扛活，只能顾住自己的嘴，老四老五又小，一家的担子靠她一个妇女，怎么能担得起来。日子实在过得太困难了，后来，家里不得不把小姑姑过早地打发出嫁，换了几斗粮。
刘连仁的四弟刘连登，也从山东老家赶来了。刘连仁被抓走的当年，他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日本投降以后，1948年前，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2年复员回到家乡，现在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他说：这十几年家乡的变化，是他大哥难以想像的。刘连登谈到政府对他大哥的关心时说：“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流落在外不能回家更没人管。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国，才会这样关怀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
我们也看到了刘连仁被抓走以后两个月才生下来的他的孩子刘焕新。他已经满十四岁，在小学五年级念书。他从五、六岁能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和祖母就常常给他讲他父亲被抓走的事。祖母在两个多月以前临死的时候，还不住地叨念他的父亲呢！祖母给他取过两个名字，先叫“盼儿”，后叫“寻儿”。他说：“这就是盼俺爸回来，寻俺爸回来的意思呗！”
现在他终于盼到他父亲了。刘连仁一家团圆了。我们祝他一家在和平的劳动中，在祖国的大跃进中永远幸福美满。
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还有不少被掳到日本去而至今下落不明的人。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向岸信介追究责任。
（附图片）
刘连仁在日本荒山僻野生活时使用的器具。右边的一把破壶，刘连仁曾用来烧水做饭。
新华社记者　田　明摄
天津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著名医师陶黼在给刘连仁检查他在日本荒山僻野生活时得的腿疼病。　新华社记者　田　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