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条主义　肃清修正主义——记中国人民大学双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两个大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批判教条主义　肃清修正主义
——记中国人民大学双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两个大问题
徐熊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在这次双反运动中，通过四十四万张大字报和上万次会议，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揭发。批判了教条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错误虽然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可是我们如果进而剖视一下这个“指头”，就会发现它却是全校师生迈向红透专深的一个严重的障碍物。现在，全校师生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决心批判教条主义，肃清修正主义，并且积极寻求改革的办法。“破而后立”，这就是这场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斗争的一个胜利。
“讲授实践论，违背实践论；
研究革命史，脱离革命史”
教条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只强调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而忽视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抱这样态度的人认为：“理论是实际斗争的总结，讲理论本身就联系了实际”。认为
“只要实事求是地研究理论分析资料，就可以找到同马列主义相符合的结论”。
这种“从理论条文到理论条文”的“联系”的结果到底怎样呢？有一个叫“生产能力”的概念，也许一个普通工人就可以把它解释清楚，可是一个工业经济教师却一连换了几种说法都未能说清楚。最后，他只好替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生产能力应解释为在一定时期内，根据企业间断生产和非间断生产的性质，去充分利用生产面积劳动力和国家拨给企业生产车间的全部现有设备条件下，采用先进的工作方法，先进劳动组织和生产组织以及设备生产率的先进技术定额，并考虑到生产革新者和其它同类企业的先进经验的技术组织措施，来保证消除生产上薄弱环节按计划所规定产品品种所能发挥的最大可能年产量”。足足一百六十多字，而这位教师却说生产能力的定义还没有全部包括进去。
也有这样的逻辑教师，他们离开实践过程去专门研究纯粹的逻辑形式，强调研究形式逻辑只遵守逻辑规律，不管内容对错。如一个教师这样说：“我们必须承认‘上帝是存在，圣母是处女’二句是对的，因为它符合逻辑形式，至于现实生活中究属真或假我们可不计较。”在他讲授中大量出现的例句是这一类：“半男半女”，“人咬狗”，“他是你爸爸，又不是你爸爸”，等等。学生们对他的讲课的评论是：“听课时课堂活跃，下课时茫然若有所失。”
“无的放矢”，是脱离实际的另一种表现。有一部分教师不愿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他们有一种“分工论”的说法，即所谓：“党团组织管思想，教师只管教学。”他们便抱着“教书不教人”的态度，在教学中脱离了学生思想实际，失去了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战斗性和思想性。一位哲学教师，他一面在课堂上大讲“共产主义道德”，一面对学生中正发生的偷盗事故、道德败坏和严重个人主义等恶劣现象丝毫不加联系和批判。也有的教师在课堂上声嘶力竭地痛斥“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而面对一个后来成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所发表的“有立场就看不见真理”的谬论，竟若无其事。马列主义研究班有一个分班的研究生们就给他们一位教条主义的老师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讲授实践论，违背实践论；研究革命史，脱离革命史。”这位教师长期替这个班讲课，但是全班九十六个研究生他一个也不认识。
教学中缺乏战斗性和思想性还表现在：没有有机地结合教学，有力地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各种反动理论。刑法、民法、审判法等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课程应该是充满了战斗气息的，可是从前在教学中也很少对资产阶级旧法观点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各系的每门课都有它的“对立面”，可是不少教师却没有很好地运用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进行战斗。
脱离实际的结果，在教学工作中，造成了“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现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每个单元都很少联系到中国当前阶级斗争情况。教师们在讲课时也很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阐述我国过渡时期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形式，基础和上层建筑形式的规律性，以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有人说哲学史的讲稿是“大头小尾”，光讲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讲现实生活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中国哲学史占很大比重的是先秦哲学，而西洋哲学史也是古希腊和罗马哲学讲的多，近代和现代的哲学家很少讲到。
讲中国现代革命史，本来应该而且也容易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可是历史系有的教师讲的仍然是“略今详古”。如党的成立和北伐战争时期共八年，讲授时数为六十三小时，占总时数40.3％，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七年，讲授时数仅十二小时，只占总时数7.7％。
有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对西斯蒙蒂的“消费不足论”批判得津津有味。学生们希望他能谈谈当前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平衡”和“计划资本主义”等谬论，以及目前资本主义是否发生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如何具体体现等，但是这位教师却没有谈。学生们感叹地说：“课前课后都是一笔糊涂账。”
是什么东西妨碍了理论联系实际呢？从师生们贴的大字报来分析，有几个原因：第一、存在着骄傲自满和保守思想，缺乏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缺乏创造性的作风和改革的精神。第二、对理论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形而上学倾向，重视书本，轻视党的政策、指示、文件、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和党的领导人的报告等。第三、单纯强调“系统性”、“正规化”，而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和要求，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第四、“理论万能论”，认为：“理论掌握了，学完了，自然而然就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学会立场、观点、方法。”第五、“神秘思想”和“缩头思想”，把联系实际看得高深莫测。如有些人认为科学研究工作有“阶段论”，就书读书是“初级阶段”；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是“高级阶段”。这些人怕自己水平够不上“高级阶段”，惧而缩头。第六、学习方法上的闭门造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书本中”，对国内外沸腾着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状况孤陋寡闻。
向资本主义思想屈膝投降
对唯心主义观点频送秋波
从这次运动中揭发的材料来看，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近年来是有所抬头的。
修正主义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度在一部分教师中流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阶级分析过时论”。
正当去年我国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一位长期从事哲学工作的教授却断言：“现在阶级斗争将要进入博物馆”，认为：“我国即将脱离阶级社会了；马克思主义如需要发展，便不应老是停留在阶级分析的阶段上。因为客观环境起了变化，时代毕竟是不同了，因此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应相应改变。”
由于抱有“阶级斗争基本熄灭”的看法，在法律系几乎所有专业课讲义中都曾一度产生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右倾思想；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也在一些教师中一度盛行。其中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党在国家和法制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讲社会主义法制课时竟没有被强调，甚至根本未谈。许多讲义强调“防错”，不强调“防漏”；注意防“左”，忽视甚至不谈防右；讲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也都是强调民主多于专政。有些人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不适用。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的“镇压剥削者”不确切、不完备，应改为“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意思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提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提镇压。
有些教师对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发生怀疑和动摇。他们认为，我国法律是“四个朋友阶级共同意志的表现”；认为“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两个意志，所以我们的法律也是包括它的进步意志，它的积极性一面”；认为说法权不能反映其它阶级的意志的人，“是把法权的阶级性质问题和法权是可能反映其它的阶级意志的问题混为一谈。”这种抽去阶级内容而谈法律条文的现象在不少教师的讲课中也表现了出来。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彻底镇压和消灭资产阶级论”这一规律，也有些教师在实质上否定了它。他们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反对时，才实行镇压；而我国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反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已不存在”。在讲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斗争关系问题时，有的教师主张“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以不破裂两者联盟为界限”。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认为，是由于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产生了一批“比较进步的资本家”而“打下了基础”。
“有利被告论”在法律系的一些课程中也曾一度大量出现。其中有主张“法院未宣判就不能当作犯罪人”的“无罪推定”；有人主张“本案辩护人不能作证人”，“辩护人在诉讼中一切行为都要有利于被告，永远不能揭发被告所隐瞒的罪恶”；还有人主张“被告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力不证明自己的罪行”、“被告人个人辩论时，可以推翻全部或部分的承认”、
“被告在法庭上的诬告也是被告的辩护权”甚至有人还主张“反革命具体罪有未遂”，就是说如果反革命分子杀害干部未杀死，放火烧工厂未烧着，也都按“未遂”处理。其他在诉讼关系方面，在上诉方面，在刑事法律的濒及力方面等，都有各式各样的“有利被告论”。此外，还有人忽略了刑法的阶级内容而谈“无罪不罚”、“罪责自负”、“罪刑相称”和“改造成新人”等主张。这样教学的结果，必然助长了某些学生的右倾情绪。
修正主义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是常常以反对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有些教授对“战后帝国主义是否仍然是五大特征”表示怀疑，对“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原理认为过时了。有人还宣称：“马克思并没有讲过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是别人假传圣旨。”还有人对贫困化理论作了这样的修改：“无产阶级有时候绝对贫困化，这同传统提法——工人阶级不断的或逐年的贫困化有别。”也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总趋势从量的方面看是有所提高的”，从而否认了马克思关于“实际工资的总趋势是下降”的论点。
在过去这一年中，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发生怀疑和动摇甚至企图“修正”它的现象，在不少系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在哲学系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那么几条条”，劝学生“不要迷信哲学理论”；在法律系有人对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一原理发生动摇，而更多地去讲授和研究议会和平过渡的原则；在经济学方面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顶多也是剥削过去工人的”；在新闻系有人认为：“人生本身的规律性，可以克服作家世界观的落后的矛盾”；在历史系也有人热中于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多种形式”而忽视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修正主义观点殊途同归的，还有人在课堂上公开颂扬或者“客观主义”地推荐资产阶级学说。如有一个国际公法教师，竟一点未加批判地向学生们介绍了为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干涉而制造借口的资产阶级学者奥本海的所谓“根据权利干涉”的“七大理由”。并说：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法”。另一个国际法教师也在课堂上鼓吹资产阶级国会的作用，而认为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国会是欺骗人民的
“清谈馆”的说法过时了。在他的讲义里他曾用一千五百字罗列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宪法的定义，并给这些人这样美妙的头衔；“××爵士”、“美国现代思想家××”，其中有一个竟是“我国右派巨头罗隆基”。他又花二百多个字“批判”这十六个人的定义。他“批判”罗隆基谬论的结果，把我国的宪法也包括进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了。一部分哲学教师对主观唯心主义者有着浓厚感情。他们常向学生介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和罗素等人的所谓“人类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贡献”。有人还认为唯心主义也是“对现实的概括”，“其中可能有正确的结论”。还有人认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更可怕”。有了教师们这些错误观点的传播，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系学生中，还有人怀疑物质第一性，还有人认为“宇宙有精神实体存在”而“上帝在主宰人类！”
改革教学课程，理论联系实际
肃清修正主义，迈向红透专深
经过对教条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已初步进行了教学改革工作，而全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大整大改也即将在专题大争大辩后进行。
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等原则现已受到了普遍重视。“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研究会”已经成立，并已拟定研究题目。中国革命史、中国历史、贸易经济等教研室已开始根据这一精神，决定提前完成修改讲义的任务。法律系刑法、民法和国家与法权理论等教研室已提出了初步改革方案，大胆地打破了原来课程体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专题进行讲授。刑法课把原来总则部分加以精简，由十七章改为三个专题，比原来增加了我国的劳动改造政策，以及犯罪的矛盾等新内容，并且突出了刑法阶级性这一中心问题。现在刑法教研室已经按新的体系和教学方法教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讲授民法、劳动法、法权理论等课的一些教师已经或将要下厂、下乡和有关的实际工作部门，进行专题研究，按新的提纲编写讲义。
为了教学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克服“教书不教人”的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中国革命史等四个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已下放到系、班，担任学生的党、团组织书记或支委。哲学等方面教学也将采取整风学习的方式，以贯彻思想改造原则。
在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方法上也有了改进。经济系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苏星，在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商业部分时，带领学生去天桥商场参观，回来后让学生讨论社会主义商业的优越性，最后他再作一总结。这样使学生既学到了理论，又解决了思想问题。资本论专题讨论指导教师李光宇改进了过去死啃逻辑结构法老一套的方法，引导学生根据资本论理论等批判右派分子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并揭示了关于绝对贫困化问题的主要修正主义论点。让大家讨论批判，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修正主义观点也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清洗。有关教师都决心在当前自我思想改造运动中和正在展开的思想大辩论中，进一步肃清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坚决向红透专深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