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经验主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反对经验主义
艾思奇
　　　　　（一）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提出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或经验主义。”两个文件把经验主义作为目前我们干部中一种主要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出这种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曾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并使中国人民在争取全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事业中遭受了损失。因此，我们的干部必须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目前学习中的主要课题之一。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方法如果为主观主义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保持坚强的党性，就不可能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为着反对主观主义，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一九四二年一月，又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并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里，毛主席很强调地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当作整风运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毛主席说：“我们党中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就是要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的结合。主观主义却没有这样的一种结合。主观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分裂，就是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分裂。教条主义的分裂，就在于它仅仅满足于书本的理论知识，并使书本的理论知识绝对化，不问时间、地点、目的、对象以及其他具体条件如何，把单纯的书本知识做为征服一切的法宝，盲目地机械地到处使用这一个法宝，去解决各种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完全轻视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经验和已由毛泽东同志从这种经验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完全不懂得理论本身也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书本中所学得的一般理论知识只能作为帮助我们总结自己经验的指针。经验主义的分裂，则在于仅仅满足于自己狭小工作范围内的局部经验，而不肯学习各方面的经验，不会集中和坚持有普遍性的经验，不会在一般的理论指导之下来总结这些经验，因此，也就不能领会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中所概括出来的理论。不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都只能具备片面的革命知识，不能掌握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如果不能掌握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这种缺少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在主观上往往还是很骄傲地自以为是完美的革命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做出许多于敌人有利而于人民有损的错误行为。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知识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的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二）
一九四二年以后的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整风的号召之下，许多有书本知识的同志纷纷走到实际中去，或从事实际的研究工作，许多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也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论知识。两种人和两种片面知识，开始由分裂转向结合，许多干部的思想水平因之提高了一步，在党内产生了一批既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能掌握理论指导的干部和领导者，这就成为今天中国革命战争和各方面革命运动向全国胜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这样的事实，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演讲里作了总结说：“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但是必须注意，毛主席在这里只说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并不是说，经过了整风运动，党的干部思想就已经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主观主义已经完全肃清了。不是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主观主义的毛病，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完全克服；教条主义的残余在某些干部思想中还起着坏作用；特别是经验主义，还是今天很多实际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上所必须克服的主要危险。
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特别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因为那时在思想方法上成为党内主要危险的东西，正是教条主义。在两种主观主义之中，教条主义是居于主要的地位。毛主席对当时的情形这样说：“现在我们党内主要的还是教条主义最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最容易装出马恩列斯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土包子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的面孔。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此，自整风运动以来，对于两种主观主义的斗争，着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在这方面所收的成效也比较大。教条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在一般干部中被认识得比较清楚，它已失去了当年的威风，不再有吓唬工农干部和俘虏青年的力量了。自然，教条主义就在今天也还有不少的残余，例如，许多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时，还不懂得使一般的号召和个别的解决相结合，还不注意去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懂得依照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步骤来实现这些政策。不少干部还不能脱离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恶劣习惯，把一般的号召和一般的政策生硬地带到各种工作环境里去；他们常常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要群众接受这些号召和政策，而不会逐步引导群众提高觉悟程度来自愿地加以接受。这些就是教条主义表现在目前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具体形态。但是，从整个说来，教条主义已经不是象当年那样居于主要地位了。
经验主义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在整风运动中，经验主义也受到批判，但因为当时的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得很透彻，对于它所产生的危害性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这是第一。其次，多年来的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使很多同志的思想被束缚于狭小的工作范围，使他们习惯于从个别地方的条件和个别地方的经验来考虑和解决问题，而不善于从革命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和解决问题，不善于把地方上的问题联系于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由于以上主观的和客观的两个原因，就使经验主义在目前还成为我们很多干部在工作中的一种重要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在着重地反对了教条主义之后，反对经验主义就成为当前反对主观　主义思想方法之主要的方面了。在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之下，努力克服经验主义，已成为我们迫切的课题。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里，关于目前的革命形势这样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⑴⑵）已在拥有一万六千万人口并在某种程度上联成一片的地区当政。没有疑问，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党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这种情势所提给我们党的任务是：“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在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而行政制度与行政机构也要求逐渐实行必要的与可能的统一，要适当地缩小各个地方和各个兵团的自治权，要将全国一切可能统一与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和着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新建设。”很明显的，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就需要我们各地和各工作部门的干部，在思想上超脱出狭小工作范围的束缚，学习在各种重要问题上联系着目前中国革命的全局趋势来加以考虑和解决，学习把一定范围或一定条件之下的具体的个别问题和党的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而如果我们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干部，还保持着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如果他们的思想还只停止在个别的地方条件和局部经验的圈子里，而忘记了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那么，这种思想方法无疑地就要与党在目前形势下的统一领导的要求发生矛盾，就要发生地方主义和无纪律的倾向，就要阻碍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之实现。
　　　　（三）
中央宣传部的“前言”这样说：“过去由于长期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在各个单位中，又有各种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各个单位的地方自治权，因而也就高度地发展了各个单位的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了当时的极为复杂的困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全国规模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方针。但是，正由于这样，也就在我们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种分散主义或地方主义的习惯，造成了党内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这些，则是错误的与有害的。”必须注意一定地方一定部门的特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过分地强调一定地方一定部门的“特殊”；或带着尾巴主义的思想，不加分析地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以这些为借口，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拒绝实行上级的指示，拒绝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之有步骤的实施。这就破坏了党的领导和纪律，这就对于党的全国统一领导之要求形成了思想的障碍。这就表示，经验主义已成为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之思想基础，而某些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之成为习惯，又成了经验主义顽固地存在的条件。因此，在克服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在思想上与经验主义作斗争。
反对经验主义，当然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或回到教条主义，也决不是否定一切实际革命工作经验的价值。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一切有益的革命经验，而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的理论，正是革命的各方面经验之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才脑筋之偶然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及一切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之集中化、条理化。因之，问题并不在于经验本身，而是在于是否会分析经验，总结经验，从经验中找出关于事变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的规律知识。而经验主义的毛病，正是在于停止在分散，零碎的经验圈子里，而不会把经验提高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常常是眼光短浅，看不到全面，看不清事变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也就不可能作有理论指导性的、有预见和有通盘计划的工作。
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我们不少的干部中是表现得相当普遍的，例如：第一，仅仅满足于狭小工作范围内的局部经验，而不肯虚心学习各方面的新经验。其弊害是不能够在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的情形之下灵活地改变工作方法，硬把不适合的或旧的经验搬来应用。如把农村中反封建斗争的方法硬搬到城市里去，把长期游击战争时期分散独立工作的经验硬搬到目前解放区已经大块地联成一片的局面里去。第二，眼睛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分散零碎的经验，跟着不同的经验左右摇摆，而不能保持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主动性，不能用科学头脑对纷纭繁杂的经验加以分析和总结。如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强调一切要听群众意见，而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群众所必须的领导和教育。又如一九四八年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指出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开会方法：“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作精心准备好了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无目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周密的结论。”此外，在我们今天的新闻通讯工作中流行的片面性、孤立性的报导，也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反映之一；这种报导把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个别细节充满了我们的报纸（当然，毫无疑问的，在这些细节报告中，是有许多极有价值的和必须发表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广大范围内任何重要问题的全般动向，动态，运动的进度，运动中的矛盾（一方面是成绩和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困难和错误的东西），产生这些矛盾的症结和解决它们的关键。所有这类方法之所以叫做经验主义的，也正是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不见一般，任随分散零碎的经验之支配，而不能予以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表现在工作方法上就成为事务主义。第三，有些同志采取一种更低级的完全无原则的立场，他们似乎自居为经验的百宝箱，在里面贮藏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于互相矛盾的经验，而对于这些经验的正确与错误，并不加以分辨，只看你要什么，就拿出什么来。这种经验主义，常常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之一种补充。教条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有了这种经验主义者的帮忙，就可以高高在上，而为自己的任何主张和任何“指示”找到“经验”的证明。经验主义之所以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正是由于它有着这样一种盲目性的缘故。
　　（四）
反对经验主义，就是要学习总结经验，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识，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论知识。
要能总结经验，首先自然要学习各方面的经验，而不要仅只满足于狭小的经验。倾听各种群众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学到各方面的经验，因此，向群众学习，是很重要的。但是，总结经验，并不等于各种经验的简单积累，而须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又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指导，因此，必须首先学会总结经验的方法，分析、研究各种现象的方法。即是要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及其关于社会发展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而经验主义，就是缺少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分析研究。我们的经验，一般来说，不外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经验。人民大众中包含着许多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等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己的各种纲领政策来团结这些阶级，去反对代表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分析经验，就是要从许多经验中，认清革命斗争中各阶级的面目，他们的各种要求，趋向，以及我们的政策是否能引导他们对革命运动发挥积极的作用。要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指导，是不可能的。同一个阶级在斗争中可以有各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革命起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农民要求平分土地及封建财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这种要求是有革命的进步作用的，是我们应该赞成的。但农民中间，又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不但要破坏封建的土地和财产关系，而且要用平均主义的方法破坏中农、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关系，并要用平均主义的方法破坏城乡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这就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分析经验，就是要分清这些阶级的不同要求及其不同的作用，以及如何确定适当的政策，以便引导群众发挥他们的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和作用，防止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要求和作用。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要作到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经验主义者，把尾巴主义代替了有领导的群众路线，认为群众的意见一切都是对的，这种错误的来源之一，就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 　要学会总结经验，还要能够分析各种经验所依据的条件。如果经验告诉我们，某一政策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时间实施起来有很大成效，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却没有很大成效甚至发生了许多恶果，那么，就要了解这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产生的原因，就要分析当地当时的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经过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能得出结论，确定某一种政策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实施。“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确定土地改革必须在三种条件完全具备的地方（环境安定，基本群众大多数已有土地改革要求，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土改工作）才能实行，而在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地方，即不应列入土改工作范围。这样的决定，就是分析了土改工作各方面经验的结果。
自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党中央发布调查研究决定以来，党的许多组织一般都已认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重要，并且在这方面也已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许多材料。但是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怎样去正确地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缺乏分析的方法，因此常常积累了大批材料，还是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把原因归之于材料还不够。毛主席曾经用过杀猪的比喻，反问这些同志道：杀猪的人难道是要把世界上的各种猪都杀过，把一切大猪、小猪、公猪、母猪、黑猪、白猪、花猪、中国猪、外国猪都杀过，然后才能总结杀猪的经验吗？不是的，一只通常的猪，就可以代表一切通常的猪。猪的年龄、性别、毛色、国籍，对于杀猪的方法是无意义的。同样，撇开一切无意义的表面现象不论，一个真正典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一般同类的事物。如果对这个典型的事物，加以真正科学的分析，那么就完全可以发现必要的问题，并且提出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当然，社会性的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要比猪与猪之间的差异复杂些，这里就发生了选择典型的任务，就发生了选择几种典型以代表几种情况的任务，就发生了判断某些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任务，而所有这一切，就叫做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经验主义方法的表现；但是为了见森林，而去数一棵一棵的树木，仍然是经验主义方法的表现，仍然达不到见森林的目的。为了了解森林，需要观察森林的全貌并研究构成这个森林的一种或几种树木。同样，为了了解一种社会性的事物，也需要观察它的全貌并研究它的一种或几种典型。如此，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提出一般解决问题的指示，而决不需要等候全部经验都收集齐备，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象今天在党的许多组织内流行的办法那样。这种办法，也是一种错误的、必须改正的经验主义的办法。此外，由于缺乏分析的方法，在我们同志总结经验的时候，还常常如同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所说，“不去思考问题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样，即使作出了总结性的报告和一般性的指示，对于工作也还是没有帮助，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由此可见，虽然作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工夫，但如果不解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不学会分析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仍然不能及时地掌握动态，解决问题，并交流经验，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也就是说，仍然不能解脱主观主义的错误。
　　　　（五）
为了反对经验主义，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作些什么呢？
第一件应当提倡的事情，就是利用各种可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哲学（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必须进一步努力争取时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在我们许多同志中，目前还很缺乏“认真读书”的热烈空气。整风以来，在某些同志中还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凡读书翻译之类，都是“教条主义”，而否定了一切书本理论知识的价值。这种错误思想，足以阻碍党的理论水平之进步和提高。死钻在书本的牛角尖里，不知道把书本中的一定的知识结合于实际，用以帮助总结实际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反对阅读书本，而是反对把这种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相分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国际经验之总结。从这些书籍里面，我们可以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普遍真理，学到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具体应用，即学到马克思和列宁怎样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整风运动，是要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要我们学会把这些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正确理论。因此，我们必须依照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的报告里所给与的指示。在可能的一定时间来“认真读书”。我们尤其要认真研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国际经验的一种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特别总结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各时期和各方面的经验，因此也就是我们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之最好的模范。
第二，要认真研究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经验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不重视这些纲领、路线和政策的研究，因此在实际行动中常常把它们忘记了，或者只记得某些个别的具体的路线和政策，而忘记了总的路线和政策。这样就使得许多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不断发生左右摇摆。所谓认真研究，自然不是说要一字不漏地死背文件，或是不管具备情况如何，一字不改地死搬文件。应当指出：与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方法相反，中央的指示文件总是谨慎地区别着不同的情况而提出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且反复地教育干部按照具体情况来执行的。中央规定：各地党的组织发现这些文件“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今天的严重情形，主要地并不在于死背或死搬中央的文件（这无疑是错误的），而在于许多干部根本不认真研究和严格执行中央的文件，反而任意借口情况特殊，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的政策，执行自以为是的错误的政策，事前既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这就形成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因此，反对忽视中央的指示文件，要求干部对于中央文件实行认真的详细的研究，以便透彻了解中央的路线、政策，深刻领会中央的思想方法，乃是克服经验主义的必要条件。
第三，除了以上两个办法以外，为了克服经验主义，还要提倡全党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学习正确地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分析经验，随时随地养成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习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也好，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中央的指示文件也好，究竟不可能把我们每天工作中所遇到的每个问题都给以具体的解答。相反地，所有这些著作和文件，都是坚决要求我们多多独立地思想，而坚决反对那些一切希图现成的思想上的懒汉的。毛主席说：“有些人虽然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列宁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如前所说，现在党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一般习惯是有了，所缺乏的乃是分析的方法；而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央的指示文件，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学习这个分析的方法。这个学习，一方面需要认真读书，一方面尤其需要实际应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这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政策的关键，这是我们全党干部在每天工作中不可以片刻离开的武器。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个武器，就会使我们既能解脱教条主义，也能解脱经验主义。
　　　　　　　　　　　　　　　　　【新华社陕北十四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