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场风波”影片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球场风波”影片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黄钢
像“球场风波”这样的影片，能够诞生问世，能成为一部分电影工作者津津有味而创作出来的成品，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球场风波”给人的主要印象，难道就真像这部影片剧本的责任编辑李天济同志所说的：“看来颇顺畅有趣，想来就平平淡淡”吗？
李天济同志这一篇多少是有意为“球场风波”剧本进行辩解的文章“吸取教训、大胆前进”，登载在五月号“中国电影”杂志上面。同一期的“中国电影”杂志还发表了其它五篇对“球场风波”提出严重批评的文章。看来李天济同志对“球场风波”影片及其剧本的评价，与其它一些批评文章所持的分寸是有些不同的。李天济同志回溯了剧本创作进程、影片与剧本的比较、并指出这部作品“在主题上仍然是软弱，不显明”、“有点简单化”等等缺点之后，最后则认为，“球场风波”还是表现了不少“健康的、有益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球场风波”影片里，有哪一节胶片是“健康的”和“有益的”呢？
已经有很多作者对“球场风波”全部错误的内容，对它丑化新社会生活、丑化国家机关人员、对它那十分庸俗低级情调提出了批判。许多同志在进行批评时都正确地说明了：“我们的生活里有喜剧、我们需要喜剧。既需要揭发批判的笑，也需要歌颂欢畅的笑。”——李天济同志表达的这一见解，与大家的意思倒是相同的，——可是，问题的重要关键是创作者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以及创作什么样的喜剧，和通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依据与思想观点来进行所谓“批判”与“揭发”。
批判官僚主义，倡导体育活动——如果“球场风波”的作者们正确地表现出这两方面的内容，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对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还不应该进行强烈的批评讽刺？难道说在艺术中没有权利对这种被讽刺的事物予以夸张的描写（以便于在生活中消灭这种恶劣现象）吗？我们今天任何地方，对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都已经很够重视了吗？当然都不是。
但是，当艺术工作者进行这一项严肃的创作任务，亦即是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课题的时候，他首先需要准确地找到官僚主义者真正的病痛，需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找到真正能够克服这些病痛的强大的正面的力量。后面这一点，即令剧作者不是在一部作品中完全正面与全面地表现出来，那他也必须给予读者以强烈的暗示，使观众能够从作品的整个部署与环境中得到深刻的启发，使读者、观众和作者们一起明辨是非，提高信心，鼓舞斗志，憎爱分明。
可以肯定的说，“球场风波”影片是完全不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它首先是把它所抨击的“官僚主义者”张人杰放在一个极不真实的环境之中，同时作者们所力图讽刺的这一个反面人物张人杰，无论从他所处的地位、他的知识水平与思想逻辑等等方面说来，也都是很不可信的。譬如说，导演曾经把张人杰这个人（他担任某机关主任的职务），理解成参加过人民民主革命斗争，有过一些成就，进城后勤于工作因自满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可是银幕上的张人杰却是满身腐朽习气，看不出他有过什么革命的斗争经历，以及这种经历所给予他任何一点点性格和思想上的印记。编导者在影片中描写的张主任是一个时时刻刻醉心于作动员报告、对干部毫不讲理、对上级十分谄媚、胆小怕事、追逐名利、经常提倡吃药、反对打球、以保养自己身体为最高任务的人物。作者们树立这一人物的形象，好像是对影片中的所谓体育运动安排一股阻碍的力量，但是，看来要使这种阻碍体育运动开展的人物放弃他的阻力，也很容易，那就是一则是可以冒上级的名义在电话中催询张主任所经管的机关成立了体育协会没有，其次就是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不断地请张主任去作报告，以免张主任阻碍体育运动开展。于是剧中的男女正面主角就随时努力诱请张主任去作“报告”。因此，如果有读者能看到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球场风波”剧本中的第六十五页，写到张主任在球赛场中硬要插入一通演讲，而这演讲的题目竟是“怎样把机关内部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时候（完成了的影片删去了这一段讥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讲话），你怎么能够同意李天济同志的辩护，似乎是说剧本中还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很显然，这部影片的致命缺点与思想错误是文学剧本的基础所决定了的。导演通过某些方面形象的处理，必然也就扩大了剧本的一些错误，但要像李天济同志所说：“尽管如此，从文学剧本来看，‘球场风波’是完全可能而且应该拍摄得更好一些的”——这种愿望据我看除非导演者能够完全否定或改写这个剧本，否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原来的剧本不但把张主任加以绝不适当地丑化，没有写得准确恰当，连所谓正面人物赵辉、林瑞娟等，也都显然缺少任何正面的特征。假若剧本中的赵辉如李天济同志分析“是个极好的干部，积极、勤恳、忠实、有朝气”的话，那么在赵辉这些人面前，就会摆着一些远比影片里的打球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他们势必应该正确地去反对张主任身上的官气与暮气，反对他那种喜爱空洞无物的长篇讲话和追逐虚名的腐朽作风，但是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包括李天济同志看来是“充满热情、生气、对生活无限热爱、对群众无限关切的新的形象——赵辉”在内），他们却利用了张主任的这一严重弱点，为了开展他们心目中高于一切的体育活动而彼此欺诈，彼此利用。看到这里，观众们禁不住就发出疑问道：作者们倒底是在宣传什么呢？
不仅如此，当赵辉与张主任之间的“篮球纠纷”还在那里难解难分的时候，影片中就按照剧本里从头到尾的设定，相当地强调出“体育学院林教授”在解决这一“纠纷”中的作用。在作者们的心目中，“林教授”与那一位进城以后犯官僚主义的张主任是一个对照性质的安排。于是我们就在影片里看见：在张主任身上及其机关里的作风是暮气沉沉、昏庸腐朽，我们机关的领导人对于青年、对于人们的健康生活、职工福利等等，都是冷淡无情、毫不关心的，上下级是互相隐瞒互不通气的；而在影片中“正面”主角的最高支持者林教授的身上及林教授的家庭里，作者们则把他们描写得温暖如春：林教授对人细致体贴、友爱帮助，甚至连林教授的女儿也具备了像赵辉那样的青年所醉心的一切温柔……当作者们进行这样的对比时，是真正倾吐了他们内心深处阶级感情的倾向：作者们在这里鲜明强烈地告诉我们——看哪，作为大学教授的林先生及其女儿是何等的开明和文明！而进城以后脱离群众的张主任是何等无知与腐朽呵！如果不信，请看球场上林教授来视察体育设备的那一场戏吧！在那里，平日连对篮球活动都十分畏惧的张主任真可算是出尽了洋相（他被迫得自己去用小刀偷偷地要刮掉那些贴在球架上的纸条——而这些标明有“危险”禁令的字条，在此以前正是张主任为了禁止人们打球而独创的杰作），相形之下，“教授”的权威与教养，不是被衬托得十分突出，而国家机关生活中的“黑暗”与“昏庸”气氛，不也就被“揭发批判”得淋漓尽致了吗？
可是，头脑清醒的读者与观众，到这里又不免会问道：既然张主任胡作非为缺乏常识以至如此，既然赵辉等人成天也不务正业，把练球看成高于一切，为了打球竟不断撒谎欺诈，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国家机关生活中难道就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正面力量可以干预其事吗？“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为什么时代的气息这样淡薄呢？”——“中国电影”五月号上发表的读者安宁给“球场风波”导演的批评信件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实质上就是接触到究竟应该依赖什么样的主导力量去解决和克服我们生活中的落后现象的问题。
当然，在编导者眼中看来：林教授及其女儿（还加上赵辉的欺诈手段）就是解决生活中落后现象的至高无上力量。很可惜，我们的很多观众对此并不具有同感。如读者安宁给导演毛羽的公开信中写道：在他这位观众看来“林教授倒真有点像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阔老。他的女儿——林瑞娟成天莫名其妙的蹓跶……骑车子在马路上与不相识的小伙子眉目传情，工作时间来回打电话……与其说是一个银行干部倒不如说是有闲多情的小姐”。读者们认为：依靠风流小生赵辉、再加上一个“有闲多情的小姐”以及多情小姐的父亲，来解决我们生活中落后现象的矛盾——“这一切显然违反生活真实的。”
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而是编剧与导演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编导一方面竭力丑化了机关干部，丑化了整个机关的党政领导，而另一方面却竭力美化了资产阶级大学教授，以及这位教授和他的女儿的生活方式，在编导看来，要解决这一场“风波”，这位资产阶级教授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正面人物了。这是这部影片的编导者极力向我们推销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怎么能叫我们不表异议呢？
此外，编导者向我们大力销售以上错误思想时，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于开展体育活动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从影片的一些表现来看，至少是有一种体育高于一切的思想，在编导者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影片中已经明白地显示出：为了打篮球，可以不顾一切，可以由影片的正面人物赵辉假冒部长的名义给张主任通上电话；影片中还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开展体育活动的办法之一就是不顾身体条件的任何区别，机关中的各种人员都一律到马路上去进行跑步锻炼，而只要这些活动开展好了，机关里似乎也就完全生气勃勃，焕然一新，连一向站在反对地位的张主任也变成为篮球比赛中的呐喊助威者，同时据说因此“请病假的人也少了！”……“强国必先强种”——这种意思的对话，在剧中虽然是从一个老夫子型的人物口中念叨出来的，可是，从整个剧情的发展轮廓看来，这种思想倒是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着势难分解的联系。
所以我们也要在这里指出：我们重视体育重视身体锻炼的原则态度与影片里的表现是有很大分歧的。我们重视体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党和政府从来没有提倡过只重视体育而可以不重视思想，更没有提倡过只顾打篮球而不顾机关工作纪律与道德品质修养的口号。我们认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要求与锻炼目标。事实已经证明，能够改变国家机关全部工作与思想面貌使之焕然一新的重要关键是在于正确的政治思想的开展与胜利，而不是（至少首先还不是）篮球比赛的开展与胜利；可是，“球场风波”的作者们却把影片中林小姐的所谓“狠狠地反一下”轻视体协活动当作“一条经验”来推广，还把男主角一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打篮球活动当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干劲”来宣扬，……那么，也就很显然，作者们用这种资产阶级“体育高于一切”的思想立场来企图宣扬所谓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是不能够达到目的，不能够真正达到协助我们开展新社会的群众体育活动，而只会败坏与模糊我们今天体育运动的时代特征及其政治的目标。因为谁都知道，“强国必须强种”的逻辑与口号，与我们唯物主义者的科学观点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例如我国体育界今天的青年健将郑凤荣、陈镜开、黄强辉等等正是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灿开的花朵，他们的成长与健康的政治思想作风的锻炼也是不可分离的。而“球场风波”的编导者们既然是否定与丑化了我们国家机关人员与生活，并且一律取消了对于他们思想和政治上的要求，那么，作者们所一心宣扬的青年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又哪里能够正常地诞生与培养成长起来呢？
由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完全不能同意李天济同志对“球场风波”这一作品觉得是“颇为顺畅而又透出了一些新鲜之气”的估计。他觉得这种作品“虽然思想性不高，也并无毒素，还是健康的”——而我们就要详细的说明，很多观众与他的这种看法绝不相同。“球场风波”影片和那些为这影片辩护的影评的出现，说明了明明是一种具有毒素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货色，可是在电影界与电影观众中还有人对它表示拥护，发出赞扬。说明了“球场风波”影片中的思想毒素，在某些人们那里还是有它的市场的。这就是为什么趣味如此之低级，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如此明显的毒性影片“球场风波”在我们的电影制片厂还能有机会诞生的原因。同时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更不能对它平淡视之，而相反的要同这种电影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