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劳动者最聪明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为什么劳动者最聪明
　　甘子玉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深入人心，技术革命的序幕揭开了，来自劳动群众的创造发明与技术改进，真是百花怒放，生机勃勃。今天报上又公布了一批史料，说明两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大都出于劳动者和“外行”人之手。这些事实都说明，恰恰是资产阶级大人先生们所看不起的“卑贱者”最聪明，而“高贵者”却是最愚蠢的。
这些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志气，广大群众的智慧一经唤醒，向技术革命进军的步伐一定能日行千里，势如破竹。
事实胜于雄辩，劳动者最聪明的道理，本来是用不着多所说明。但是，近百年来旧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劳动人民备受压迫。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政治上解放了，经济上翻身了，可是在科学文化上，还没有彻底翻身；怕资产阶级专家和教授和对科学技术的迷信，还没有彻底破除。因此，除了摆出事实以外，再摆摆为什么劳动者最聪明的道理，对于破除迷信，也还是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试从下列三个方面，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一、劳动实践创造科学
劳动不但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也创造了科学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科学文化的基本观点之一。
科学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中对于自然现象的规律的认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生产活动提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课题，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了，又推动生产的发展。人们从生产劳动中观察并积累事实，总结经验，加以分析思考，运用前人劳动经验的总结，加以发展，才能进一步地更多地掌握它的规律性。
瓦特对蒸汽机的发明，并非如资产阶级科学史家们所渲夸的是由于瓦特独具慧眼，从开水锅盖的被蒸汽推动而忽然发明创造的。蒸汽机的发明，首先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动力。在瓦特以前，已经有过不少人在这方面努力，纽可曼就是其中最接近于瓦特蒸汽机的一个。如果没有社会上的需要，这种发明就得不到支持，得不到发展，比如俄国工人技师波尔祖诺夫的蒸汽机发明虽比瓦特早七、八年，可是在农奴制的帝俄，得不到任何的发展。其次才是瓦特个人的才干和经验，包括他丰富的修理蒸汽机的经验，和勇于创造新事物的精神。
有人也许怀疑，实用技术上的发明固然如此，可是“纯粹”科学呢？我们知道，严格说来，是没有所谓纯粹科学的。它同样受生产劳动所决定，同时也用来推动生产。就拿最抽象的数学来说，由于需要测量农业用地，观测天文和方位，才产生了古典的几何学。由于十五世纪以后海外市场的发现，工矿交通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活动愈加大规模而复杂，生产技术上提出许多解决不了的课题，同时也提供了不少的实践成果，牛顿才会发明用变异的观点来处理物质运动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微积分学。
生产劳动不但给科学技术提出课题，提供材料，而且也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仪器，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没有高度的工业技术，原子能时代就不可能到来。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都是由生产劳动所支持、所供给的了。
二、劳动人民能够最迫切地感觉到创造与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
这个道理，在高潮以来，就更加明显。我国的劳动人民，在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业生产上要用十五年或者更短时间赶上英国，农业上要提前实现四十条发展纲要，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早日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这种强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是创造与改进技术的动力。
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生产。他们在生产活动中，都希望尽早摆脱我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状态。要增加生产，加速发展，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克服这些
困难，就必须革新技术。劳动人民整日在生产当中，经验最丰富，情况最熟悉，因此就能抓住生产技术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这种强烈的力争上游的愿望，就能够迫出来一股干劲，一股钻劲，不懂就学，外行就钻。这种来自生产发展的需要，正如恩格斯所比喻的，要比十所大学还能推动科学前进。
许多农具的改革者、创造者，去年还是扫除文盲的对象。可是，眼看着庄稼缺水，水车供应不足，或者是眼看着劳动力不够，拚命抢工，也还不能适应耕作要求，这就迫着人们开动脑筋，不等“洋”机器，赶制“土”机器。人们寻师访贤、集体创作，出现了数不清的创造与改进。
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迫切要求，使劳动者自己督促自己，如饥如渴地追求技术改进，追求发明创造。愈接近生产劳动的人，对技术革命的迫切需要，感触最深，劲头最大。这是最可贵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这是劳动者最聪明的一个根本理由。在世界科学技术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和国家，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具有这么可贵的创造的推动力。
资产阶级的专家们，研究科学技术的出发点大都是为个人名利。反右派时所揭发出来的“占地盘”“唬外行”“投机取巧”“逃避解决生产问题”等极其恶劣的现象，说明了右派专家们的动力是脏透了的、腐臭了的个人主义，他们所能“创造”的，自然也是一些脱离实际、沽名钓誉的东西。
知识分子要聪明，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生产劳动中去，自己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普通劳动者。不少这样做了的科学家和专家学者，已经取得了成就，如果能够做到更彻底一些，就一定能取得更多的成就。
三、初生之犊不畏虎，敢于推翻偶像、勇于革新的人是最聪明的。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某一门科学技术走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充满着许多成见，充满着这样那样的“极限”，思想保守的人，就会在这些极限上踏步不前。“书本上没有”、“外国没有”、“权威人士说不成”，这都是他们的口头禅。人们如果陷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就会拜倒在偶像的前面，不敢稍有怀疑，更不敢稍有动弹。这种人，往往就是“学问”较多、脱离劳动、脱离生活、自命为权威人士的一群学阀。历史无情，这种人没有不成为后人耻笑的对象的，没有不在真理的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
工农群众、“外行”人、年青人，固然是“学问”不多，条件不好，可是，他们接近生产，接近生活，他们的想法是比较唯物的、比较辩证的。他们具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不受成见、迷信所束缚，他们敢于怀疑古人、怀疑洋人，敢于推翻偶像，他们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只要是生产劳动中有这种需要，一切“权威”“教条”是束缚不住的。这种敢于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冲破陈腐窒息的学究空气而生长起来的新鲜活泼的思想与行动，常常蕴藏着发明创造和重大改进的幼芽。我们常常在科学史上读到，被人看不起的劳动者、“外行”人、年青人，往往能够敢于坚持真理，说出真理，和当时统治着科学宝座的大人先生们挑战。这些幼芽，是最有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东西。在旧社会的残酷迫害下，甚至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比如拥护地动学说的白鲁诺被教庭烧死），也不能把科学真理的火光扑灭。何况在解放了的中国，在劳动人民掌握了大权的中国，我们难道还怀疑这些“初生之犊”不能攻占科学技术的堡垒，不能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抛在后面吗？
在过去这些先进与保守的斗争里，我们可以举达尔文作例子。二十二岁的达尔文，开始参加到南美洲的科学旅行，收集标本，五年的旅行，使他观察到生物进化的痕迹，进化论的思想已经形成，但是“物种原始”这本创作，他到四、五十岁时才敢发表。一个默默无闻的博物学家，向整个教庭、全欧洲的科学“权威”抛出了挑战书。坚决支持这个真理的，当时还有年青的赫胥黎。书出版后一年，在牛津大学开了辩论会，牛津大主教威伯福士判定：达尔文的理论是和圣经、上帝对抗的。一个人认人猿为自己的祖先，是十恶不赦的事情。可是，“权威”的威伯福士主教如今安在？
再近一点，苏联初开展斯达哈诺夫运动时，自命“权威”的铁道专家、教授、工程师，搬出了厚厚的书本，引经据典地证明货车运行速度的“科学极限”是每小时十三到十四公里，可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当时很快就达到每小时十八到十九公里了。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里，就狠狠地批评了这群“思想权威”。
中国当前的例子还嫌少吗？只念过一年初中的李始美，超过了国际上防治白蚁的科学水平；只当过汽车司机和焊工的马景云，研究成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摩擦焊接法；农民王保京成为陕西农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一个工程师都没有的小工厂，制造出复杂的拖拉机。又有谁能够估量，解放了的、破除迷信了的劳动人民，有多么大的创造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