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和党一条心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坚决和党一条心
华罗庚
过去对党的看法
在检查这方面问题之前，我的情绪上是有过抵触的：谬以为八年之前，一般人还在观望，而我就决心从美国回来，就是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的表示。为什么还会有和党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经过了不眠的夜晚，我才看清楚了一些，才开始认识即使是跟了党走，也不能证明就是一条心，特别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鸥鸟跟随了海船走，并不是由于它和海船有相同的目的地，而是从海船上可以获得一些食物。古人说：同心同德。我如果保留着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就和社会主义之德的标准完全不同。既不同德，当然也就不会同心。所以我这个充满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决不会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决不会和无产阶级同心同德的，所以不同心是自然的结论。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对我说来，是我的思想的一次总暴露。那就暴露了我并不是同路人，而是异路人。如果提到今天的水平来看，说我那时有反党情绪也不为过。危险极了。感谢党，不是认为我不可教，并且及时地主动地对我进行帮助，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等待我的悔改。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不感动的。反过来看，就更加清楚了，如果听任自流，让我发展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不是走上脱离祖国成为叛徒的绝路，便会成为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深夜扪心想到这儿的时候，睡不安席。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党救了我的命，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这是我今天的思想情况，回想当年，真有隔世之感了。可是今天我认为可怕的思想，正是当年印在我心上印得最深的思想。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我把大家的好意当成恶意，把揭发当成诽谤，把批评当成攻击，怀疑这，怀疑那，怀疑有人借运动对我攻击报复。总的一句话，我是在找运动中的缺点和偏差，而不从正面来估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教育意义。
我对待三反运动时一些干部的态度最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在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心在收缩，情绪对立。不把他们看成为党所领导的给我治病的医生，相反地把他们看成给我添病的人。这不识好歹的情绪延长得很久，即使当自己知道不好，应当克服的时候，还是不时流露。
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抱怨过清华大学、科学院的党组织在学术上不认识我。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的不长一段时间内，我又谬认为他们不该在政治上把我估计得这样低。我不了解党的批评和教育正是党对我的爱护和重视。直到1953年的春天，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访苏代表团，并且在访苏期间，知道了苏联向中国政府征求意见，是否同意给我斯大林奖金，而中国政府立刻同意（后来因斯大林去世，学术奖金停发），并且电调我回国搞“堆垒素数论”中文版。这时候我感激得很，我觉悟到我的怀疑都是错了；并且联想到在争取我回国过程中对我的关怀，转而认识早在我回国之前党就关心和了解我了，只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蒙蔽了我，使我自己糊涂起来而已。
在知道了党完全信任了我以后，另外一个副作用又出现了：我越发地趾高气扬了，越发地自高自大了。我的尾巴翘得很高，越翘越高。毛主席所说的把尾巴翘到了一万公尺高的人，其中有一个一定是我。学问上更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政治上也觉得自己很进步了。这种情绪使我变为毫无自知的人。在最近我谈到这些空包袱臭包袱的时候，我女儿很确切地说：“你那个空包袱臭包袱谁都看得出，就是你自己瞒了你自己。”在学术评奖的时候，我觉得“当仁不让”，不肯撤出，造成了不少困难。这都是尾巴翘得太高，放不下来，架子摆得太大，小不下来的缘故。实质上，1953年以后，我走上了“恃宠而骄”的情况了。
这种“骄纵”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眼高于顶，气溢于胸，目中无人，因此不能容人，不能团结人；也使我觉得我的能力了不得，遇事轻易，谬以为我有能力，可以把政治和业务结合得很好，两方面我都能够担任很多的工作。但是，这次运动把我这一虚假现象完全拆穿了。诚如同志们所说的，我对“红”与“专”的定义都还是模模糊糊的。所谓政治仅是出席了很多的会，写了些质量不高的文章；所谓业务只不过做了些学术论文，并且是不够严肃的。总的一句话：“红”谈不上，“专”快垮了。感谢这次运动，使我认识了我这致命的缺点，使我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所说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落后得实在太厉害了。我要急起直追，力争上游。
在我想到党对我的爱护的时候，在我想到我辜负了党的时候，在想到我把党对我的教育看为不了解我的时候，在我想到我把党的重视化为骄傲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今后唯有在工作中时刻体现党的意图，更全心全意地做好党所交给我的工作，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坚决和党一心，向前向前，拚命地向前。
要更好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决不再以私害公
现在我再检查另一方面。我现在只用一个例子作为典型加以说明。我曾经说过：“数学问题是最容易辨别是非的，如果在数学上还不能展开讨论，拉不下面皮进行批评，我们还能希望在生活中进行互相批评吗？”这句话一方面是抬高自己，为我在讨论班中的滔滔发问、不问垮不止的情况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也是对一些讨论较少的讨论班进行一种侧面的威胁和打击。更可怕的是，影射着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政治上的进步不进步。
我真的把讨论班中的争辩提到理论高度了吗？实际上是完全谈不到的。说明我的看法的最具体的例子还是我自己的话，我说过：“就是个人主义者也应当欢迎人家对我进行学术上的批评，因为错误找出来得早，出丑的范围也就比较小。如果在我们的讨论班上找出来，知道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吗？如果登到数学学报上才发现错了，丑就出得更大了”。这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极端庸俗化了的说法，但这正是我心底里的话。我所谓的学术上的批评，仅仅是希望大家多指出错误，免得在更大的范围内出丑而已。我要求人家、有时候接近于逼迫人家对“数论导引”提意见，都是由这种个人打算出发的。我也曾经说过“对不肯给我提意见的人，我不指导他做研究”。今天检查起来，这句话的同义语应当是“你不给我好处，我也不给你好处”。这真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
就是这样的个人主义形式的“批评”也是没有很好地贯彻过。文章中或手稿中发现了错误，不是自己责备自己，反而总是责备帮我看过的人，责备旁人不负责、不小心。另一方面，在旁人找到了错误的时候，有时并不虚心听取，有时还要发脾气，甚至于有时刚愎自用认为人家看不懂。所以做我的助手或学生实在不容易。不提意见不行，提了意见又要碰钉子，无理地挨骂。差不多所有和我共同工作过的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有过这种经验的。
这种夹杂了个人目的，歪曲利用大原则和方针政策的事是举不胜举的。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原则，既然可以夹杂了个人因素而予以歪曲利用，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我和党的关系很不正常了。有人说我有家长作风，也有人说我像名誉所长，这两种说法都对，就是看在什么场合出现。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事物的规律是：对自己有利的就积极，对自己无利的就消极；高位要座，责任怕负，表扬恨少，批评怕多。
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和体会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决不以私害公，一切以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做到把一切献给党，包括知识、力量和生命。
不能再以“我”为中心来对待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的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确是把“我”，“我所研究的”，“我所领导的组”放在最中心。
先谈研究工作。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不完全正确的，我现在来揭露出黑暗的一面。研究工作是我起家的本钱，我之所以有社会地位是和我不间断地从事研究工作分不开的。既然它是起家的本钱，当然也就力求其多，力求其精，力求其对我个人来说的“多快好省”。我对科学研究一向的认识是：搞出结果来是我扬名于世界、垂名于后世的标志，只有研究工作才是我的。这些腐朽思想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解放后，在枝节上虽然改了一些，但是这些腐朽的丑恶的本质还是客观地存在着，并且不时地流露出来，因而毒害了数学研究所的年青同志，并且给全所的同志带来了不正当的论文压力和业务压力。
以上是我对研究工作的看法，是完全由个人出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以此为核心，围绕着它来安排其它工作。我并不想否定我这几年来所进行的训练青年的三个步骤：第一，写一本可以使青年们循此进行某一分支研究的书，在写书的过程中可以使一些青年学习和锻炼；第二，帮助青年在一个主题之下，搞些专题资料。在搞资料的时候，可以使他们认识那些主次。把资料印出，可以使其他的人也易于掌握这一领域；第三，进一步走上研究道路。这种方法正确与否我们可以讨论，但在我执行的时候，却显露出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的进行方式。第一步变成为组织了些人帮我写书，由我个人得名得利。第二步变成为我帮助旁人，使他们得名得利，在资料上还少不得提我一提。两步一做，成绩如何，暂置勿论。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大家都沾上了资产阶级图名图利的思想。进入了第三步，就更是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人材了。这就是我这三个步骤的写照。与其说我对数论代数组关心，还不如说，我对写一部“数论导引”、写一部“典型群论”更关心；与其说，我对青年们的训练关心，还不如说，我更关心大家给我多提意见，使我把书写得更好。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当然对所里面的其他组的工作也就关心得更少了。微分方程组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组是重点，但我对他们的关心远远地不够。对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都有些意见，但是总是以外行来宽恕自己，而不想通过交谈来提高自己，同时也许可能提醒旁人。对数理逻辑、拓扑、泛函分析没有放在我经常考虑之中，就更不必说了。我是在1953年搞科学规划前不久，听到数理逻辑和电子计算机有关，才予以注意的。
我的保守思想是和我对人民事业不够忠诚、和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走下坡路分不开的。我每年看的新文章不过一、二十篇，我的学术思想水平停滞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以往对数学的一般性的了解就没有很好地注意过，仅仅是道听途说地听到一两句。同时我又是不注意理论学习的人，这样就当然不能符合今天的要求了，特别显出和我今天所负的责任不相称了。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数学事业的发展更是注意的不够了。如果说偶而注意一下，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式的极少的几次而已。这当然是大大地不能符合客观要求的。我今后一定更好地通过科学规划小组和数学会，多多地注意全国数学的发展，尽力之所能地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进行一切工作。
厚旧薄新，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
总的说来，我在学问上出现了厚旧薄新的保守思想，我在一切工作中间出现了厚己薄人的个人主义思想。
这种厚己薄人的思想在生活作风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自己搞的问题是重要的，旁人搞的除去特别重要我无话可说的以外，很难得到我的好评。对自己和对人的分辨的依据是如此，对自己的学生和非自己的学生间的分辨的依据也是如此，对自己所专长的分支和自己所不专长的分支是如此，对所内和所外也是如此。
和我工作久了的同志一定曾经听到过我常说的话：“我对内要求是严格的，同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全国的水平和世界的水平的情况，在对外的时候，我会作恰当的合乎客观的估价的。”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就是你们不要为我抓得紧、或者责备了你们而不高兴。在对外的时候，我会替你们吹嘘的。事实上，我也如此做了。在这种吹嘘中造成了一阵歪风，只“专”不“红”的风，不正当的业务压力的风。
这种厚己薄人是造成不团结的根源。数学界的不团结，就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来说，我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最使我痛心的是我和数学界许多人解放前都是没有积怨的，解放后有积怨的人都已经纷纷地改善了，但是我反而和很多人造成了不团结。这还不足以说明我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和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自高自大是我不能团结人的内在因素。我总看不见旁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我总是强调旁人的缺点，使我自满，使我不能好好地向旁人学习，不能够团结人。如果我多从人民事业来考虑，我就会感到把仅有的少数老数学家全都团结起来，还不足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如果我多多想到同志们的优点，而向他们学习，我会更加爱同志们而团结无间的。在我写检查稿的同时，我也写下了那些与我有过意见的同志们的优点。我一定要从心底里挖掉不团结人的老根子，和同志们团结，共同前进。
感谢整风运动，让我们把旧账结了，我们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在共同进行对数学的集体领导的基础上，互相批评，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爱护，向前猛进。同时，也希望群众监督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我，如果有时背后乱说，务请同志们给我来一个不客气的迎头痛击。
我的志愿
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立志要做到又红又专，我立志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立志要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战士。
（在数学研究所交心会上的自我检查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