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伍云甫
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了，我以非常欣喜的心情来祝贺这个日子。二十年来，中国福利会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并且有着卓越的贡献。
中国福利会成立在1938年，它最初的名称是保卫中国同盟。当时，中国的广阔土地，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铁蹄所至，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人民流离失所，一片凄凉。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在敌后同人民一道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时期，保卫中国同盟诞生了。它的名称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任务。
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的支援，并且遇到过许多困难。在香港时期，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急需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特别在1940年以后显得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本帝国主义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但是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运送了物资。
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不可能在香港继续活动，国外捐助的东西也来不了，它被迫撤到重庆。这时候，一些国际救济团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把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阻挠。即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保卫中国同盟仍然在各方面活动，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如当时往来于延安、重庆之间的汽车和飞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
在中国解放区受着日本军队扫荡又受着国民党封锁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的援助，对解放区人民反扫荡和反封锁的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了迎接新形势，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展开活动。在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了医治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一方面组织解放区人民进行自救互助，一方面同解放区以外的救济福利团体，首先是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取得联系，接受国际援助。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国人民渴望从此过和平的日子，但是美帝国主义扶植它在中国的走狗蒋介石，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封锁，使当时边区的医疗救护工作处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正如宋庆龄主席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最沉重地打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阵地的军队，却遇到一个更严厉、更残忍的‘不干涉’政策。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当这种封锁一变而为全面进攻时，不难想像，摆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面前的救死扶伤的任务，是更加艰难严重了！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解放区的扩大，人民对医药卫生和儿童保育工作的要求的不断增长，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中国解放区所资助的事业单位，有了迅速的发展。
到1948年，在八个解放区中，有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共有一万一千八百床位，此外还有好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当时的一亿四千万人口的中国解放区军民服务。
国际和平医院的发展，象征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友谊和团结；国际和平医院的活动，为亚非一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医药卫生工作的典范。国际和平医院还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国际友人帮助下，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气概。
随着国际和平医院网的组成，中国解放区先后成立了六个白求恩医科学校。此外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人员举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解放区的这些学校虽然处在战争连年不停的环境中，经常同国际和平医院和儿童保育院一样，要从这里搬到那里，但是他们仍然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教学。到1948年，各地白求恩医科学校一共培养了二千多名医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医生、护士、牙医、化验员和药剂师。许多医科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不够健全的，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较大城市解放以后，都扩充成为设备比较完善的高等医科学校了。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解放区成立了好几个制药厂，其中最早成立的是西北制药厂，规模最大的是山东胶东的新华制药厂。这些制药厂起初只能制生药，后来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物质条件有了改善，也能制造化学合成药品了。中国福利基金会还对许多解放区的农场提供了援助，如对延安的光华农场、三边的畜牧场、山东莱阳农场、河北辛集农场等。除了派农业技术专家到农场工作，还送来种籽、人工授精器、杀虫剂等。
中国福利基金会对中国解放区的儿童事业也进行了积极的援助。西北的边区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是最早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的。他们起初收养战灾孤儿，无家可归的儿童，后来便发展成一般托儿所了。像这样的托儿所，在陕甘宁边区一共有十个，在山东有七个，其他各地还有许多。
根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到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捐给中国解放区的捐款即达二十二亿旧币，不包括其他医药物资和书籍等。延安国际和平医院直到1944年经过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才有了X光的设备。当我们通过封锁线买几小箱药物往往会牺牲几条生命的时候，当一小瓶磺胺药即可以救活许多生命的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送进来的成吨的医药物资是多么宝贵啊！当时解放区医药条件的困难，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白求恩大夫是最好的见证人之一。在抗战初期的山西前线，当人们帮他准备作截肢手术拿出一把锯木头的锯子给他时，他不但不能理解，而且简直是愤怒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多少年来中国就是又穷又白的国家，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贫困达到惊人的程度。没有麻醉剂、磺胺、手术器械，有时甚至没有最起码的医药条件。显然地，没有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帮助，开展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工作是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直接或间接介绍了许多外国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到中国解放区工作。在一个时期内，由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几个医疗队，同时在几个解放区工作。
当我回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这一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割，内受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它的领导人宋庆龄主席为援助解放区军民所作的不懈的努力，不禁肃然起敬。中国福利基金会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分散的农村中的医疗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国内外宣传了我们是真正积极抗战的。
中国福利基金会不同于一切旧中国的福利团体，这在于它有鲜明的立场，即革命的人民的政治立场。它反对“中立”的救济观点，它从不支持“不干涉”政策，它主张发扬白求恩大夫帮助中国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它提出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这对今天每一个救济福利工作者，都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6年，我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国民党区代表而去上海。在这以后的两年中，在我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为解放区争取物资时，又多次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宋庆龄主席的照顾和协助。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这笔物资的98％交给蒋管区，只将不到2％的物资拨给解放区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却从上海、北京两地利用去解放区的飞机和船只，向解放区大量运送物资，其中包括许多全套的医院设备。为了便于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中国福利基金会有时还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亲自押运物资。继白求恩大夫之后，又一位加拿大夏利逊大夫在刚把物资运入解放区，就因为旅途上的劳顿而去世了。为了纪念他，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被命名为“夏利逊国际和平医院”。中国福利基金会所进行的这些努力，不但表示了它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支持，同时还表示了它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抗议。
在1947年，正当解放战争处于转折点的阶段，中国福利基金会委托一些国际友人为解放区送来十五吨医药物资。1949年，又将由于解放战争未能运出上海的三百吨物资，拨交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在热烈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对它在争取民族解放、保卫和平与增进人民福利的事业上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敬意。谨祝中国福利会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业中，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