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纳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胡济邦
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纳吉·伊姆雷被判处死刑，这是大快人心的消息。从这里，我不能不联想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纳吉集团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多么不光彩的角色。
纳吉等修正主义分子假借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反对“拉科西分子”来贩卖修正主义、攻击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在这样的口号下夸大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攻击一点，否定其它，这样制造思想混乱，进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分子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新闻自由讨论会上就公然提出，“现在已经不是纠正错误，而是要改变整个制度”。这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老调。卡德尔在匈牙利事件之后，1956年12月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的演说中仍坚持强调这种主张，他说：“目前匈牙利的主要问题正是某些国家共产党今天坚决否认的事实，并且正是今天应当谈一谈的问题，这就是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撤换一些人和任命另外一些人和纠正个别错误的问题。”
纳吉等修正主义分子提出一些煽动性的口号，所谓“民族独立”、“匈苏平等”、“匈牙利的特殊道路”等等。这些口号实际上是处处有意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来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通过反苏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团结，从而夺取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纳吉上台以后的主要努力：对内是解散革命武装队伍，解散劳动人民党、成立各种右派分子参加的资产阶级政府，最后与法西斯公开合作，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对外则是片面废除华沙条约，宣布“中立”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并最后公开向帝国主义求援，这一系列行动都不是偶然的。纳吉早在事件爆发之前已写成的一部修正主义的纲领性著作中就已提出恢复资产阶级政党和退出华沙条约的主张。这部著作的草本在事件之前已秘密分送英美和南斯拉夫的当局，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南斯拉夫所鼓吹的“反斯大林主义”、“不参加集团”、“积极共处”等主张，和南共纲领草案是一脉相承的。
纳吉等修正主义分子所提倡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并进一步要求“纯粹民主”和“全民自由”，实际上就是要削弱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地主、帝国主义分子争取自由，其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敌人铺平复辟的道路，只要看一看铁托和卡德尔1956年12月的演说，以及最近的南共纲领，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中起着思想和组织领导作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货色来自何处。
纳吉在1955年所写的“道德和伦理”一文中把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称为“蜕化的拿破仑政权”。这同南共领导集团经常污蔑社会主义国家为“官僚专制”一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纳吉分子都力图推翻这种制度。在十月反革命事件中，纳吉集团为达到此目的竟无耻地与一切反革命势力结成联盟，放弃工人阶级专政，恢复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度。
纳吉在1956年1月所写的“国际联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中借口“消灭集团政策”提出废除防御联盟的华沙条约，以便走南斯拉夫的所谓“中立”的道路，实即投靠西方的道路。
纳吉为了追求美元，极力讨好美帝国主义，在他的全部言论中也正如南共领导集团一样避而不谈美帝国主义，当他在10月末完成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取消无产阶级政权，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美国伸手要美元，艾森豪威尔马上答应给他一笔奖金，这个数目既不多也不少，同美国第一次给南斯拉夫的一样是二千万美元。
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1954年4月24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就已经指出了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利用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反革命颠复活动的策略和步骤。他说：“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卫星国家的解放将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铁托主义，就是民族自由，它不是反共的，而且它将继续留在苏联的军事和政治的势力范围之内。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完全自由。”事实表明，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以非常的速度出色地表演了它在两个阶段中所起的作用，终于抛掉最后一层伪装的外衣、公然赤裸裸地以背叛人民、勾结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面目出现。他们的真正政治面目的暴露，也是修正主义的实质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最生动具体的说明。
南共领导集团一贯强调“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但是，匈牙利事变中有许多事实表明，南共领导集团是那样热中于在匈牙利推销“南斯拉夫的路线”。他们的许多言行完全违反国际主义团结和平等的原则，实际上是对匈牙利内政的公然干涉。
南共领导集团惯于在兄弟党内进行分裂的活动。纳吉上台以前，裴多菲俱乐部的讨论会上不断宣传“南斯拉夫的榜样”并且强调他们的斗争需要同南共的团结，而南共领导集团也以修正主义国家的盟主自居，放肆地在兄弟党内培植拉拢和支持修正主义分子，对于纳吉政治威信的培植，南斯拉夫的宣传机构尽了很大的努力。首先为纳吉恢复党籍和取得政权制造有利的空气，待纳吉上台以后，对纳吉的每一反动步骤都表示积极支持，例如1956年10月27日纳吉改组政府继续排除一部分共产党员，进一步走向公开的反动；28日南斯拉夫的“战斗报”立即发表评论，加以赞扬。28日纳吉宣布这次事变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民族民主运动”；29日铁托写信给纳吉表示支持和祝贺。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反革命大势已去，南斯拉夫却公然把纳吉和他的亲信及家属共几十人收容在南斯拉夫驻匈牙利使馆，并且还为他们的安全和出路同工农革命政府进行了多次的交涉和谈判，为当时的革命政权制造许多困难，甚至在纳吉等人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并且离开匈牙利以后，南方还两次为反革命分子纳吉等人的自由向匈牙利政府提出抗议。
反革命暴乱被武装镇压下去以后，敌人又利用工人委员会作为反革命活动的最后堡垒。当时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反革命的中心）的会议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纳吉分子、霍尔蒂分子、西方的间谍和南斯拉夫的官员聚集一堂听取南斯拉夫的“经验”介绍，而且真的企图按照卡德尔的办法成立全国性的中央工人委员会来代替工农革命政府。
卡德尔1956年12月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的演说中讲“工人阶级以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联合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好像一个国家一样。这种倾向是自发地出现的，它既基于工人的切身利益，又出于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匈牙利社会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摆脱匈牙利社会内部危机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出路。”卡德尔在同一报告中又说：“匈牙利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必在恢复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方面枉费心机，实质上在过去革命的日子里应当为直接民主的原则的胜利而战斗，其办法就是建立统一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公社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基础。”
匈牙利反革命工人委员会遵照卡德尔的这种意见既想代替政府又想代替党，所以它在企业中占居领导地位的一个时期一直抵制建党工作，大批开除党员职工，驱逐共产党员的厂长，不给党办公室，不让党的工作人员进入车间接近工人群众。工厂中的劳动纪律败坏，被认为是剥削工人的生产定额取消了，工厂中的资金被分光或吃光了，偷窃之风盛行，生产天天亏本。而卡德尔却坚持地认为“不管工人委员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们总是唯一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
南共领导集团为竭力推销其自吹为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创造性“杰作”——“工人委员会”，还向匈牙利党提过建议。1957年7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曾经就此问题作出决议，认为党中央拒绝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员所提出的把工人委员会变成政治领导机构的建议是正确的。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重新在企业中建立起来并公开在工人群众面前揭露工人委员会的反革命阴谋以后，广大职工很快就从工人委员会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团结在匈牙利工人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周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在匈牙利的实践终于宣告完全破产。
1956年匈牙利事变的整个经过雄辩地说明了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当时匈牙利国内政治思想一度陷于极端混乱，正是修正主义猖狂泛滥的结果。从南斯拉夫推销到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虽然曾经刮起乌云，掀起风浪，但是在只不过一个短促的时间里它就暴露了本质，遭到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对，立即归于失败。必须指出，1956年匈牙利事变在思想战线上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在政治上是革命力量战胜反革命力量的激烈斗争。在那次斗争中，历史已经对修正主义再一次作了无情的结论。
匈牙利事变充分证实了在当前条件下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修正主义是丝毫不能有调和的余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