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刘大年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着重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特别是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要“厚”“五四”以后的历史呢？我以为这是因为：一，“五四”以后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五四”以来，阻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已被推翻，但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改变，但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包括资产阶级思想，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地位、作用都起了变化，而历史赋予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却只是刚刚开始。研究这段历史，目的是要帮助人们从昨天的活动中吸取经验，来从事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二，“五四”以后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时代。从“五四”起，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在这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约八十年间是沿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下降线发展的，在这以后，开始改变为沿上升线发展，最后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时期里，有最复杂的阶级矛盾，有火热的革命斗争，有生动活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创造，有许多在中国是新的东西，有一些在世界上也是新的东西，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三，要科学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也必须着重研究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方法。这些理由虽然很简单，它确实说明“厚”“五四”以后的历史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同志已经开始注重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在整理史料、编写讲义、进行初步研究和培养干部等方面有显著成绩。然而这个工作仍远远地落后于革命的实际，落后于需要。
毫无疑问，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要比搞古代史困难许多。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困难表现在：一，“五四”至今不过三十多年，时间短、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的人少，专家更少，力量不足、水平不高。本来高等学校的革命史或现代史教师是研究的主力，近来其中有不少人改教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人力更为减少。二，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不易贯彻百家争鸣。有点新见解，怕被批评为修正主义，没有新见解，则怕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吃力而又容易碰钉子，厚今变成了“怕今”。三，材料不好找。有的已经散失，有的尚未发表，有的零散没有整理。没有新材料研究不出什么新名堂。四，条件差，主要是没有时间。因为专业研究的人很少，高等学校教师的任务是教课，很少有时间做研究。如此等等。
照我的想法，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只有一面的道理。要加强“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确实需要有关部门在人力、环境、材料和条件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支持。然而这些困难，首先是要由学术界本身，要研究者本人来努力克服，并且这些困难也并不是不可以逐渐克服的。
从事“厚今”的人今天已不在少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有现代史和革命史教师一千四百人，加上各级党校和中等学校里教授革命史或党史的教员，再加上少数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一支万人以上的庞大队伍，和搞古代史的人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近来有些人改教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不是有系统地讲历史，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多半和党史或革命史有关，而且与实际结合更加紧密，他们仍有可能或多或少做一些有关党史或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即使其中多数人目前水平还不高，只要认真边干边学，就可能逐步提高自己的水平。看来现代史研究的队伍是不患寡，而患边干边学时刻苦钻研的劲头不足。资料缺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况。注意搜集整理资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只要组织人力去做，有些基本资料还不难收集整理出来。例如最近有些部门汇编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等，就是做得很好的工作。整理资料主要靠研究者自己动手，一味想等着别人整理好资料以后自己去研究，那会像缘木求鱼一样没有效果。至于说有些党的文献一时不易找到，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有些未经发表的材料即使找到了，也未必可以利用。并且，近来这方面的情况已有改变。“毛泽东选集”和已经发表的大批党的文件，如各种决议指示等，是我们研究党史、研究现代历史的基本文件。历史研究要靠对最大量、最普遍的材料进行分析、作出结论，而不是依靠掌握某些孤本秘笈，来标新立异。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本分歧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陈伯达同志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著作是很好的典型，“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也无非是从一般报刊、书籍上选择出来的材料，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些著作是思想性很强、科学性很高的著作。所以资料困难，并不足以构成“怕今”的理由，相反的应该推动我们加紧工作。历史研究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无人怀疑的。目前学术研究中自由辩论的空气还不浓厚，需要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要鼓励敢于发表意见，敢于大胆创造、大胆批评的勇气。现代史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如果因为现代史和当前生活关系密切、受批评的机会较多，这也并没有什么可怕。这只会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百家争鸣本来就包含着两个意思：自由研究和自由批评。没有别人批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的自由，只有发表创见的自由，那就会是有鸣无争，会是只有孤鹜而无落霞，那就不成其为“争鸣”，不成其为“落霞与孤鹜齐飞”。我们要有鸣有争，要边鸣边争。有人耽心在现代史的研究讨论中，容易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这两件事当然有联系，但它是有区别的。要区分这两件事、创造自由研究的环境，主要靠学术界能够正确地进行学术批评。总之，人力、资料、条件等方面困难是有的，要看如何对待。研究者不要灭自己的威风，不能被这些困难吓倒。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比搞古代史还有些有利的条件。首先这方面的研究有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就党史而言，我们党的中央历来把加强党史学习，作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有效方法。以往高等学校、各级党校和一些中等学校里普遍设有党史和革命史课程，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又由于这段历史研究得很少，有广阔的园地可以垦殖。甚至只要认真去整理材料，就可以见出成效。特别是这个工作因为和现实生活密切有关，多少有点价值，立刻就在群众中发生有利的影响。举个例子：一本有参考价值的有关现代史的作品，往往要销行几万册，乃至几十万册。一本书有那么多的人阅读，影响可谓不小。这说明作者负有极大的责任，同时，这对作者也是极大的鼓励。
上述看法要是大致不错，这表明我们不但需要加强“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而且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事情在于要有办法、有措施。我想可以采取的办法有这样一些：一，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把分散的人力组织起来。例如组织人力，编写分量较大的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有关的专门著作，有系统的整理“五四”以来的报刊和其他重要资料，调查访问各地区、各时期的重要事件和有关人物，有计划的举办学术会议等。二，因地制宜，设置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据点，如果能办到，可以提请有关部门考虑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史和党史研究的中心。三，“五四”以后的历史需要研究的题目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应由有关的单位随时根据需要，拟制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实际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如右派进攻时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都和现代历史有关，也应从历史角度来分别加以研究。四，要做好出版、评论工作。这包括积极准备条件、创办现代史刊物，现有历史刊物和登载历史稿件的高等学校学报及其他综合性刊物要适当分工，有些刊物可以着重登载现代史的文章，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色。专门的历史刊物，争取每期都有一定的篇幅刊载现代史的文章。要加强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作品的评论，有一定成绩的及时给以鼓励支持。
其他办法还很多。有了办法，再推定负责的单位，分别实行。经过一个时候的努力，目前的状况一定可以改变。
当然，不是凡属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就必然是厚今，否则就必然是厚古。问题还看你怎样去研究。假使搞这段历史的人，照样是发思古之幽情，为研究而研究，那就使有现实性的问题变成了古董，无厚今之可言。因此，研究“五四”以后的历史，仍必须贯彻联系实际生活，从当前需要出发的原则，不能脱离或修改这个原则。
这里是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的。学术界在学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上，亦即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两种观点，有两根衡量事物的尺子。一种是资产阶级观点。照这种观点，学术生就只是象牙之塔里的东西，是最清高、最有独立性的。合乎此者就叫做学术，搞的人就叫做有学问，是专家。反乎此者就不能叫做学术，只是搞政治，是既不清高，又无独立性。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照这种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学术、学理或社会历史学说，都是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又直接间接地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古今中外的学术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资产阶级观点则极端虚伪。孔子的“春秋”被尊为“经”，当然是典型的学术了，但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足见其内容并不那么“独立”，并未脱离政治。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在“进书表”上说得很清楚，这部书是按照封建主义观点，“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辑而成的。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一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教的书；蒋廷黻、胡适之流讲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买办阶级出卖民族利益辩护。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与政治无关的历史书，历史书没有不反映当时的政治观点的，只有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比较有系统的重要的历史书一向是政治教科书。问题是在于反映某一种政治观点的历史书比较合乎历史，合乎科学，而反映另一种政治观点的则不合历史、不合科学，乃至是根本是反历史、反科学的。资产阶级对待学术研究的观点、衡量学术著作的尺子和它对待其他事物的观点一样，是反映了这个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严重拘限性，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实质。时至今天，我们还让这种错误思想闭塞住头脑，束缚住手脚，那是太无道理了。研究近代现代史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彻底揭穿资产阶级的虚伪观点，树立起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甘心情愿没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我们只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
目前有关“五四”以后历史的研究，确是有困难，但也确是有办法。只要我们大家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逐渐克服困难，来一番大跃进，促成这个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