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思想懒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思想评论

反对思想懒汉
黄枬森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树立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一。思想懒汉是最缺乏这种风格的。为了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我们必须反对思想懒汉，鼓励勤于思想、善于思想的人。但是，识别思想懒汉却不很容易。
工作上、劳动上的懒汉是容易识别的，因为这种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眼就看得出来。思想上的懒汉则不容易识别，因为这种人往往是辛辛苦苦的，但他们却不大动脑筋，按老规矩办事，不敢越常规一步。他们眼光短浅，从不或很少从根本上来研究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事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不过，这种思想懒汉比较起来也是容易识别的。还有一种人，开口理论、闭口科学，好像是非常热中于思想的样子，其中不少人本来就是搞科学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或理论工作的，但是，他们却不知如何运用这些知识，也不想去运用。他们的知识完全停留在书本上。这就是教条主义者。要识别这种思想懒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些人成天在科学、理论中打圈子，说他们是思想懒汉，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么？但事实究竟是事实。
识别这种思想懒汉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往往自诩为最善于思想，而不了解他们的内幕的人，对他们也抱有这种迷信，认为只有他们能思想，体力劳动者都是不能思想的人。事实怎样呢？正如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的：“……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这决不是过甚其词。仅仅具有书本知识的人，他们只会背诵一些别人加工出来的现成东西。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自己运用思考工夫获得的，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印证过，因而也不会使用。这些知识，对于这些人，不算真正的知识，甚至于不过是一些装璜门面、欺世盗名的工具而已。在“双反”之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情况很严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重理论轻实验，理论脱离生产的情况也很严重，单纯地学习书本知识被认为是获得知识的不二法门。“双反”揭露了这些人的底子，而生产大跃进则证明了破除了迷信的工人农民是最善于思想的人。
例如，有一个昆虫学教授，据说具有丰富的昆虫学知识，但当地发生虫害时，他却不敢去参加消灭害虫的工作，说“不内行”，怕丢人。可是，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李始美，一个对昆虫学完全外行的人，由于在实践中刻苦钻研，却发现了白蚁的生活规律和习性，创造了消灭白蚁的有效方法。李始美对白蚁的研究超出了世界水平，成为优秀的白蚁专家。比较一下，究竟谁是善于思想的人？无疑，是李始美而不是那位昆虫学教授。大家知道，运用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想过程。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在带一般性的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实际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的特殊规律。这样，我们才能有成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这其间也存在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当然是需要用思想的。因此，不运用、不会运用理论，也就是不思想、不会思想。那位昆虫学教授自称对治虫“不内行”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揭露。空有丰富的昆虫学书本知识而对治虫不内行，不正是说明只能背诵别人的思想而自己不思想、不会思想么？李始美却是一个道道地地、踏踏实实的善于思想、勤于思想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搜集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并从中总结、概括出白蚁的生活规律和习性。生活规律和习惯就是一般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他发现了一般的本质的东西，把对白蚁的认识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所以他才能富有成效地消灭白蚁。很显然，李始美是真正善于思想的人，而那些只会背诵书本知识的人，哪怕是教授、专家，我们只能叫他们为思想懒汉。
这些事例是不少的。一方面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是水稻专家、棉花专家、小麦专家，到乡下去却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怕被农民“将军”。另一方面我们有更多的像李始美这样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勤于劳动，也勤于思想，他们不迷信任何东西，具有共产主义的伟大风格——敢想，敢做。这些人物，就是培育出了多种优良品种的陕西农业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王保京，第一个农民出身的女研究员张秋香，在实践中掌握了老鼠生活规律因而有巨大捕鼠成绩的傣族老大娘曹依秀和苗族老人李材科，试制成功活性染料的奚翔云，创造单缸燃气水泵的天津机器学校的工程师彭定一和工人们，各种丰产纪录的创造者，各种机器的改进者和发明者……。
无疑，为了培养敢想敢说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必须反对思想懒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这种思想懒汉。这里，必须申明，我们丝毫也不轻视具有丰富的书本知识的教授、学者，也不轻视书本知识，相反，我们反对教条主义者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成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教授、学者，使书本知识能和实际结合起来。那些教授、学者不但有书本知识，也有一个健全的大脑，还受过一定的思想训练，只要他们不停留在重复别人的东西这种轻而易举的事情上面，而能面向生产，面向实际，搜集丰富的感觉材料并进行加工，他们也是能够作出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洗刷掉思想懒汉的恶名的。实际上，已经有许多教授、学者在这样作了，而且已经得到一定的成绩。
上面那些例子就足以充分说明，思想解放了就能够作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大脑是人人都有的，在实际生产中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又具有丰富的感性材料，所以只要能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并进行刻苦的钻研，就一定能够得到创造性的发现，能作出教条主义者不敢想像的事情。有一首四川民歌这样唱道：“太阳能煮饭，大粪能发电，空气能点灯，树叶能织缎，柴草当饲料，野根当蜜饯。”有用的东西随处皆是，问题仅仅在于你能否把它加工改造成为人类需要的东西；材料也是随处皆是，从这些平凡的东西里，我们就能提炼出科学来。这也就在于我们能否破除迷信，敢想敢干。有一个例子能够生动地说明破除思想迷信前后的重大区别：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技术室只有三个党员（两个是工人），他们从前迷信专家，不敢想，不敢干，工作开展不起来，整风之后，党员思想有了转变，同党外同志一道扫除了自卑感，决定大胆地想、大胆地干，靠自己的力量把工作搞起来。结果订出了长远规划，全面组织了当前的工作，想出了一些过去从来不敢想的项目，这些项目正在逐步实现。（见7月6日“人民日报”）他们真是前后判若两种人！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人类的文化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如果过去在剥削制度的压榨和束缚下劳动人民尚且能够创造如此丰富、优秀的文化，那末，在今日，压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了帅，迷信破除了，思想解放了，我国正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中，已经并必将涌现出更多的水平更高的善于创造发明的劳动人民来。这些人就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真正结合的有高度文化的劳动者。只会玩弄书本知识的人，和还想成为玩弄书本知识的人，必然会被时代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