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一个遥远偏僻的国家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来自一个遥远偏僻的国家
　　智利　万徒勒里
编者按　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是拉丁美洲著名的进步艺术家和杰出的和平战士。近几年来他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旅居我国，曾经在北京举行过作品展览会。在一九五四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庆祝诗人聂鲁达五十寿辰的集会上，画家在他的讲话中对拉丁美洲的情况，特别是文化情况作了介绍。当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今天，为了增加读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把他的讲话摘译发表在下面。其中提到聂鲁达的诗集的出版工作，实际上万徒勒里就是参加者之一，他当时领导了一个秘密的地下出版社。
我来自一个遥远偏僻的国家，它处在世界的极南端。尽管这样，我的国家和拉丁美洲大陆上的其它国家一样，已经渡过了孤立的状态，正在为争取同地球上的各国人民接近而奋斗，正在为战胜灾难和缔造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奋斗。
拉丁美洲是一个新的大陆，这个大陆上的民族还只有短短几个世纪的历史；这儿的一切都有待于创造，有待于发现，有待于写作和描绘。在这儿，生活着具有巨大生命力的人民，而艺术家和诗人们只要面向生活，就能从这里发现无穷无尽的宝藏。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在这个一切有待于开发的大陆上，艺术家、作家、诗人和科学家却正在遭受着失业和饥饿的危机。诗人们的作品往往在还没有为人们所赏识并加以出版之前，便被老鼠啃光了；绘画也往往没有机会离开艺术家们的有碍健康的陋室，出而问世。反映我们人民生活和斗争和刻划我们非凡的自然界的艺术，被视为多余，甚至被看做是犯罪。
拉丁美洲有一亿五千万居民，其中有七千多万不识字。在某些国家，例如海地，80％的人口是文盲。全部人口中，有两千万是土著居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还没有一本用文字写成的书，因为他们连文字也没有。在拉丁美洲，读书是一种特权，文化成了阶级的标志。
拉丁美洲文化落后的原因是经济上的。不让我们的人民获得文化的人，摧残和破坏文化的人，是拥有拉丁美洲四分之三的土地的一小撮大地主和他们的伙伴——美国的大垄断资本家。他们是民族独立、自由和文化的敌人。美孚油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安纳康达铜公司等大托辣斯在我们的拉丁美洲从事着冒险事业，它们不仅从我们的森林和大山中掠夺了大量的富源，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它们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单一产品国。在这些国家中，千百万生灵的祸福系于纽约交易所行情的涨落。还有，他们企图毁灭我们的民族文化，用罪恶的小说来代替我们的诗和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的经典著作。他们企图消灭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绘画，甚至企图消灭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
巴拉圭的伟大音乐家和诗人们不得不流亡国外，以免遭到毒手，像有些音乐家和诗人那样，被杀害在用杜鲁门第四点计划的美“援”所建立起的牢狱中。最近六年来，巴拉圭只出版了一部本国作者的作品，而那部书是警察头子写的。哥斯达黎加被认为是中美洲最有文化的国家，然而那里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剧团，也从来没有摄制过一部影片。这个国家不产纸，但入口的威士忌酒却较入口的印刷纸张要多得多。拉丁美洲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哥斯达黎加的卡罗斯·路易·法雅士遭到迫害，他的书籍在苏联和波兰出版，却不能在他自己的祖国出版。巴拿马的诗人们遭到逮捕。委内瑞拉的知识分子们正被囚在可怖的热带监牢中，杜勒斯到达加拉加斯后，美孚油公司的傀儡独裁者便下令要那些被囚的人们进行强迫劳动。在古巴，和祖国文字及人民语言如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人纪廉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巴西和墨西哥不能生产国产影片，因为美国公司拒绝出售胶片和摄制装备。
本国的书籍印数很少，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民族作家面临着写了书没法出版的危机。在一百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印行了名作家亚马多的一本书，初版达三万册。那本书是用葡萄牙文写的，谈的是巴西的事情，但是在有五千万人口的巴西，这本书也只印行了三万册。在出版一本谈到本洲人民情况和谴责他们的压迫者的书之前，拉丁美洲的出版社即令是极愿意出版这书，也总是小心翼翼，害怕那些控制纸张和油墨的美国公司所可能采取的对付它们的手段。
对于拉丁美洲的自己的文化和作家，即使它们已经遭受到压抑和迫害，帝国主义者们还是感到不胜愤怒。他们企图毁灭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作为最后摧毁我们的民族独立的手段之一。在波多黎各和巴拿马运河区，法定文字已经不是人民所说的西班牙语，而是美国殖民者所说的英语，同时，学校里禁止教授西班牙语！
美国帝国主义者还使用了其他武器。今天，美国国内的印刷品真是像潮水一样冲到拉丁美洲来。那是大托辣斯凭借美国政府的帮助来推销的一种新货品，那是死亡和色情的文化，那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巨大危机中所倾泻出来的污秽的渣滓。它们是大量传布的荒诞的小人书、猥亵的杂志和描写特务的小说。这些如潮的货品正在损毁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和败坏我们成长中的年青的一代。今天在学生们的动植物学课本旁边，可以找到在美国印行的描写流氓恶棍和杀人犯的小说。
但是，拉丁美洲的知识界对这种情形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紧密地与人民相结合，不独为保卫民族文化而斗争，而且力图推动它的发展，使它能够发出更大的光辉。
现在我要谈谈这一个斗争：我们的人民怎样对那些不承认我们的文化和企图用致命的麻醉剂来代替它的人们所进行的反抗。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斗争中表现了非凡的生命力。我们的成千成万的普通人民，买不起一本书，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展览馆，他们没有上过学，他们甚至不识字；但是他们是民族文化的最好的继承人和保卫者。我在这里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事实，但我只想说一件事。
那是1948年在智利所发生的事。我国人民那时候为独裁政府所统治。那个政府将工人投入设在沙漠中的集中营里，并迫害着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是一个违禁的名字。但是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智利人民中间，为诚朴的人民所接待藏匿，人民为了保卫诗人和他的诗歌，对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只是报以轻蔑。在那段时期内，智利秘密地出版了三十二版聂鲁达的诗集。成百的人们为了印刷、分发和诵读那些诗歌而被关进牢狱。在这些秘密出版的诗集中，有一种是他的“诗歌总集”的全册，那是一部几乎包括两万首诗的著作。要在非法的情况下来印这么一部书，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任务。任务的完成，不独需要机智，而且需要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是两者兼备的。那册像雷电一样轰击着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诗集出版了，工会收到了它，农民聚集起来将它诵读，学生们把它珍藏起来。
是什么原因使这样多的普通的人民全力予以支持，甘愿承受自我牺牲来使这本诗集能够写出来和印出来呢？这本诗集又蕴藏着什么秘密使它为这样多的人们所爱好着呢？那就是它表达了我们的今天的男子和妇女的感情，表达了他们的生活、战斗、痛苦、欢乐和胜利的感情。它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大家的最美好的理想。虽然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痛苦牺牲，负担着现在和过去的许多痛苦，但是在那些诗篇里也有许多为我们所珍爱着的事物，有我们人民的前进的队伍，有我们的旗帜的鲜明的颜色和我们所争取的美好的希望。
拉丁美洲的人民尽管遭受监禁、迫害和流放，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民对我们的斗争事业是同情、关切和支持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做出了榜样，你们的胜利和建设新社会的成就，都使我们骄傲。当我向你们表示友谊的时候，希望你们了解，我们在为了保卫和平和争取人民幸福的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不倦地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