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们的文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本文系作者应苏联“新时代”杂志之约而作，这里发表的，是征得作者同意作了一些删节。——编者）
邵荃麟
6、7月间，我到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省，作了两个月的旅行，考察了工厂、农村中的群众文学运动，访问了工人和农民的作者以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作家和诗人。这些访问，给我一个极其深刻和生动的印象：几乎所有工厂和农村中都充满着热烈的文艺气氛，到处都是诗和歌声，到处都有工人农民自己的文学组织和各种文艺活动。群众文学运动的空前高涨是很自然地出现的。因为群众在那种排山倒海的生产大跃进中，在英雄主义的劳动竞赛中，迫切地需要用文艺形式来表达他们那种难以遏制的劳动创造热情。四川有个工人说：“哪里有劳动，哪里就有诗。”这是一句平易然而却富于哲理的话。这是说明人民的文艺是从劳动中产生的，目前群众文学高涨的形势是显示着劳动与文化，或者劳动与诗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也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
我在武汉的时候，知道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每省都有三万个以上的工人农民的创作组。在四川，据人们估计，有一百万以上的工农写作者。其他各省情况也大致相同。这些创作组很多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在当地的文化团体和宣传机关领导下发展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在这几年中，有了显著的提高，文盲大大减少了，各地农村中都举办了农民的业余中学以至大学。大多数农村中都有文化站、俱乐部、图书室、广播站这些组织，这就是他们的文化活动的场所。参加创作组的人，多半是在当地的报纸、刊物或墙报上发表过作品，至于口头创作的人数，那更无法计算了。他们创作的主要形式是诗歌，也有小说、戏剧和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群众诗歌的数量是难以统计的，往往一个县就是几万以至几十万首。这不仅因为诗歌是最适合于抒唱他们劳动热情的形式，而且也因为我国劳动人民中间是有悠久的民歌传统。很多农民都有作即兴诗的才能，目前我国有许多这样的“诗村”，在村庄的墙壁或门户上，贴满了农民自己创作的诗和画。郭沫若同志曾经用“万株果树种满园，万首诗歌写满墙”的诗句，描写了河北省一个诗村。我在西安的时候，也访问了这样一个诗村。那是只有五百多人口的一个小村庄，但却有二百多人能够做诗。在每一家门口，都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垩，写着这一家人中间最好的诗，签着自己的名字。在村子的中心，有一个赛诗台，贴着大幅的诗报和图画。这是从全村农民中挑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作品。这个赛诗台是他们举行赛诗会的场所。今年春天以来，他们在这里举行过三次赛诗会，由农民朗诵他们自己的新作。当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在农业合作社主任的院子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诗会，十多个农民，包括从十三、四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汉和老妈妈都当场做了即兴诗。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场面。从他们朗诵的声音和发亮的眼睛中，使你极其真切地感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完全没有一点矫揉做作。有一篇民歌中这样说：“裁衣要从衣襟裁，唱歌要从心里来。”确实，他们的诗歌是从心底里唱出来的。他们告诉我这个赛诗会的缘起。今年春天灌溉麦田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产队长感到要用诗歌来表达她的劳动感情和解除体力的疲劳，于是她第一个唱起来了，接着许多在田间劳动的农民，也就跟着唱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全村做诗的风气。他们说：“做诗，对于我们来说，是解除体力疲劳和提高劳动干劲的最好方法。”这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在劳动人民中间，他们的创作和劳动总是分不开的。
目前，群众诗歌运动已经成为全国的最广泛的一个文学潮流。这个潮流对中国的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给中国新诗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农民在诗歌中对诗人说：
优秀诗篇哪里寻
奉劝诗人下农村
山川田野天天变
哪件事情不动人
打破陈规人心齐
处处英雄创奇迹
遍地神话遍地诗
诗人何不快快拾
从群众的千千万万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特征。首先，如前面所说，这些诗歌是和劳动紧密地结合着的，它们所表现的真实的劳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诗歌中所不易读到的；其次，这些诗歌普遍地表现出一种极其雄伟、豪迈的气概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他们骄傲地说：“我们要用湖沼作墨池，用大树作笔杆，在祖国的河山上，写出美丽的诗篇。”他们藐视一切自然界的困难，藐视古代历史或神话中的英雄。这是一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他们诗歌的形式和谐地表现出劳动的节奏和中国人民语言的特色，因此比起知识分子的诗歌更易于流传，他们诗的语言很简练、明朗而又富于形象。这是中国民歌和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而被他们接受下来。例如有一首“麦海”：
金黄天　金黄山
金光闪闪染红天
哥哥进地只露脸
爹爹进地腰不见
奶奶进地跌下海
金浪滚滚把俺淹
我闭住气、跳三跳
还没摸着麦梢梢
仅仅八行诗，却多么生动地描写出麦收时节的景象和丰产的欢乐。多年以来，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一直在论争着，在这次群众诗歌运动中间，却找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说，中国的新歌，应该在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应该采取民族的形式，在方法上应该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工厂矿山中间，群众文学运动也同样蓬勃地发展着。上海一市，今年春天就产生了一百万篇群众创作，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所写的。在天津工人中间，正在开展一个工厂史写作运动。这是接受高尔基遗留给我们的经验。工人采用集体写作的方法，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下他们自己工厂的斗争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这个经验立刻被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我在武汉、重庆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已经在开始计划编写了。在我所访问过的一些工厂中间，都有工人的文学组织和文学出版物。每个车间几乎都有一个创作组。和农村一样，在墙壁上贴满了群众的诗歌。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比农民高，他们创作的形式也就更加广泛。除了诗歌以外，他们也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剧本以及各种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描写他们当前的生活斗争，也有描写在解放前的痛苦生活和为革命斗争的。这些作品对工人群众产生了很大的鼓舞教育作用。天津市有家棉纺厂举行了工厂史展览，许多工人看了以后十分感动，第二天棉布生产中的次布率就大大降低了，这类故事很多。有个工厂干部说，“文艺，对于我们，不仅是种精神力量，而且也是物质力量，因为它直接帮助了我们工厂的增产”。
我国是个地区广阔和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方的民间文学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譬如四川省的地方剧种和其他民间的文学形式就有几十种之多。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新疆、内蒙古、西藏、云南、广西等地，都有其本民族的优美文学作品，包括牧歌、传说，或史诗形式的大叙事诗，这些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民族的和地方形式的文艺往往表现出独特的地方风格。这也是群众文艺的一个特点。民族特色、地方风格的多样化的发展，将大大促进我国文学上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更好的结合。在群众文学运动高涨中，更证明党在两年以前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正确性。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土壤上，一个万紫千红百花怒放的景象出现了。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发扬起来，它的力量是难以想像的。现在全国正在展开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提倡敢说、敢想、敢做，敢于创造，敢于革新的共产主义风格。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充分体现这种精神。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人民的主观能动作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和文化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各种奇迹，文化艺术上所出现的蓬勃气象，只能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这种思想解放尤其是促进创造性的重要因素。在我的旅行中间，经常听到或碰到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和人物。譬如在湖南有个三十一岁的农民刘勇，他今年计划要写一千四百篇作品，读六百多万字的书报杂志，要工作二百个劳动日。他每天下田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文学刊物和书籍。休息和睡觉的时间，就是他创作和阅读的时间，他还领导了一个创作组。他自己和其他创作组成员的作品，都要经过创作组的集体讨论然后发表。这种高度干劲和忘我精神，难道不值得知识分子学习吗？在重庆，我碰到一个机械厂的老工人，双目失明，不能干活了，他就用全力来从事写作。他已经写了七、八年，并且组织了一个训练班来培养青年的曲艺工作者。他告诉我一个有趣味的故事。最近一个晚上，他写了几十行诗，第二天早上给别人看时，稿纸上面只有七个字。原来他的钢笔里的墨水干了。他豪迈地说：“这些困难是压不倒我的。我可以用铅笔写，石笔写，我将永远写下去，而且我还要申请回到生产岗位上去。”这样的故事到处可以遇到。在群众中间，不断在涌现出一些有才能有决心的工农作者，在不久的将来，毫无疑问将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杰出的真正工人阶级的作家和诗人。
我们应该充分估计工农群众文学运动的意义，这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尽管这些群众的创作目前还在萌芽的时期，但却是直接从劳动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最健康最有生命力的文学，并且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的传统的文学。这个文学运动更进一步促使作家与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促进了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并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提供了新的内容。
去年我国文艺界所进行的一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学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胜利使作家们更深刻地体会了作家与劳动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去年冬天以来，大批作家在党的号召下，长期地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特别是生产和文化大跃进以后，更鼓舞了作家的积极性。到现在为止，全国已经有七百多个作家在群众中参加劳动锻炼和担任基层工作。这和过去一般作家所采用的那种访问式的或短期的体验生活方式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那种方式是很难彻底解决作家与群众结合的问题的。作家深入生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观察生活，找寻题材，更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和群众共呼吸，同命运，心心相连，这就要求作家长期地生活在群众中间，参加一定的劳动锻炼和群众工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作家不仅仅是一个专门拿笔杆的人，同时也应该是为群众直接工作的人，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一个以文学来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人，如果不是直接参加劳动人民的生产和斗争实践，没有劳动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他又怎样能够在创作上更深刻地表现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更真实地描绘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呢？我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访问了几位作家。他们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在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以后，即使这种劳动是比较轻易的，或者时间不多的，工人、农民对他们的关系，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他们把你看成他们自己中间的一分子，跟你无所不谈，做亲密的朋友。而在这以前，他们虽然尊重你是一个作家，但是往往只是把你看作一个访问者或客人，感情上总有若干距离。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一定的劳动锻炼和基层工作是解决作家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基本关键。自然这不是意味着，在目前就能够完全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矛盾。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这种矛盾的距离在目前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逐渐缩短的。作家的参加劳动和劳动群众的参加文学活动，是表示着文学艺术与劳动互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人类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必然的趋势。多少世代以来，私有制度社会中所造成的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绝对隔离状态将开始打破了。高尔基说过：“只有在两手教导头脑，随后聪明一些的头脑教导两手，以及聪明的两手再度更有力地促进头脑发展的时候，人类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才能正常地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文化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种正常发展的过程。
作家与群众的结合，也促进了文艺普及与提高的结合。一个作家在群众生活中，不能不更明确地考虑到他的作品怎样能够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也不能不考虑他怎样为群众文艺运动服务。
群众文艺运动的高涨，给创作上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新鲜的人民英雄主义的旋风。人民群众要求时代的最强音，憎恶和唾弃修正主义者那种歪曲现实描写阴暗的垃圾。因此，在创作方法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要在文学上反映出这样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在创作上就不能不要求以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作为我们主要的方法，当然，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正如人民群众那种振奋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奋发的意志是从他们火热斗争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我以为就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们那种一往无前的共产主义英雄气概与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那种高度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在文学上的反映。在我们周围的沸腾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作家的任务就是用艺术的方法，不但忠实地描写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并且要充分表现出人民群众这种奋发昂扬的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与愿望。
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这种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最卓越的典范。在这些诗词中间，充满了共产主义者崇高的精神和英雄气概，表现了革命者的美丽的幻想。这是共产主义风格的杰出表现。在目前许多民歌中间，也反映了这种精神。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从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以及后来的小说戏剧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白蛇传”、“杨家将”、“红楼梦”等作品中都创造了极其众多的理想与现实、幻想与真实相结合的优美的形象。这些形象尤其是人民英雄的形象，是为世世代代的中国劳动人民所极其熟悉和喜爱的。任何一个普通农民都能够随口说出一大串人民英雄的典型人物，而在目前的群众诗歌中，他们常常引喻了很多古代英雄，表示要超过他们。在我国文学中最突出的一些形象，就是那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民英雄。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优良的传统。
近年以来的我国文学倾向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凡是愈能表现出人民英雄主义的作品，一定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像小说“保卫延安”、剧本“万水千山”、电影“董存瑞”、歌剧“刘胡兰”、报告文学“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群众最喜爱的作品，而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那些所谓“暴露黑暗”的作品，则受到读者愤怒的痛斥。特别这一年来，文学上这种人民英雄主义的鲜明色彩更加突出了，这一年间，中国产生了比过去几年更多的优秀作品，像“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青春之歌”、“百炼成钢”、“山乡巨变”、“在和平的日子里”、“红色风暴”等等，都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喜爱，这不仅因为这些作品描写了人民斗争的生活，更主要的是表现出中国人民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像“红旗谱”、“林海雪原”这两部作品，是这些作品中尤其为群众所喜爱的，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红旗谱”描写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村中的革命斗争，通过祖孙三代前仆后继地和地主恶霸顽强搏斗，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革命的大风暴。作者从血泪斑斑的故事中，写出了我国农民那种坚韧不屈的性格，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林海雪原”描写人民解放军一个小分队在人烟稀少、地势险要的林海雪原上和敌人战斗。作者着重地刻划了人民战士的机智和勇敢。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民族风格，虽然在生活描写上不如“红旗谱”深刻，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明朗色调和豪放气概，因而引起读者的更普遍的爱好。
这两位作者，都是新出现的作家。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地经历了群众的斗争生活，尽管在艺术上或有不足之处，但是他们却紧紧地抓住了人民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这再一次证明了作家与群众生活斗争不能分离的真理。
人民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是决定创作方向上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就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概括了文学史上的全部经验而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上一个重要问题。
群众文学运动的空前高涨、作家与群众和劳动的紧密结合以及创作上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扬，可以说是这一年来我国文学上的特色。这些特色说明了我国文学运动正在走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将在最广泛、最坚实的劳动群众基础上，进行不断的革新和创造，提高我国的文学水平。这些创造和革新，不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学的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且，我们相信，它对世界革命文学事业也将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