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厚今薄古二三例——纪念鲁迅逝世二十二周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鲁迅厚今薄古二三例
——纪念鲁迅逝世二十二周年
林辰
鲁迅先生对我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有精湛的研究，他也是我们在厚今薄古方面的典范。这里，就几个具体事例，来谈他如何对待自己所辑古籍和研究工作。
鲁迅在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就开始辑录唐以前小说逸文，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时因自己无力刻印，一直搁着。后来，他本可以交北新书局出版，但又考虑到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非广大读者所需要，因此始终没有交北新付印。到了1935年，郑振铎编辑“世界文库”，曾征求鲁迅意见，希望将此书交他编入。鲁迅却答复他说：“古小说钩沉，我想可以不必排印，因为一则放弃已久，重行整理，又须费一番新工夫；二则此种书籍，大约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暂且放下，待将来有闲工夫时再说。”在1935年那样斗争剧烈的年代，他还有其他更迫切更重要的工作，便不愿在整理古籍上再“费一番新工夫”。这样，终鲁迅的一生，这部辑本，始终没有经他最后定稿，出版行世。
继“古小说钩沉”之后，鲁迅又继续辑录唐宋传奇作品。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时，便开始抄录。1927年他到广州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大有许多学生被捕。他自己置身在危险的境地，又不能迅速离去。这才用部分时间整理“唐宋传奇集”。在序文的末尾有这样几句：“结愿知幸，方欣已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这几句话十分动人地抒写了他的心情，他为不能从事更有积极意义的工作而深深慨叹。
研究方面，鲁迅多年以来，就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他为此购置了“四部丛刊”和其他许多参考书，又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他为这一工作进行了长期研究和充分准备，甚至连部分章节都已拟定，但他一直没有着手编著。这自然一部分是因为环境不安，但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对研究工作的态度。1926年11月，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明白：“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
从这几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校录古籍工作中的厚今薄古精神。其实，“古小说钩沉”等书，对研究者很有用处，“中国文学史”更是读者需要的读物，从其中可以看到他的许多“别人没有见到的”精辟的意见。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他认为写作与当前现实斗争和文艺运动密切结合的文章，是首要的工作，其他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因此，在对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紧张的战斗里，他写了大量杂文，而将早年所辑古籍置而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