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灰呢军大衣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件灰呢军大衣
北京兴平机械厂工人　褚彦章
我家里有一件灰呢军大衣。我珍贵地保存它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
看到这件军大衣，我就想起一个人。一位苏联红军战士，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当然更不知道如今他在哪里，我只能遥向着莫斯科红星闪烁的地方，默默地为他祝福。
1945年8月里一个午夜，苏联红军的轰炸机群飞到东北来了，片刻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巨响，伪东安省城东安市（现在的密山）一片火海，周围的日本兵营和工事全部毁了。
轰炸一直到天亮。东面和南面炮声隆隆，越来越近。日本鬼子全线溃退逃命。天亮时候，苏联红军机械化部队就开过来了！老乡们把他们围住，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又欢呼，又握手，热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这一下鬼子可完蛋了！十四年哪！我们受了多少苦难折磨！今年总算熬到头了！
我们村的人都是被迁来给日本鬼子垦荒的，饥寒交迫，哪天没有三个两个死人向外抬？这时候，都到空荡荡的战场上和兵营中去捡东西。大家管这叫“洋捞”。我哥哥已经去了两天，家里只剩下我一个，我才十岁，没吃没穿的。我决定去接他，说不定顺便也能捡上一点什么“洋捞”呢。
由我们村往东，直到乌苏里江边，二百多里没有人烟。早晨我就上了路。走了一阵，被什么东西拌了我一跤。爬起来一看，啊，一个死日本鬼子躺在地上，眼睛瞪得圆溜溜地，脸一块块凸起来，脑袋发涨得老大，混身落满了绿头苍蝇。我害怕了，拔腿就跑，前边又有几个同样的死家伙挡住了去路，只得向旁边跑去。我一面跑，一面叫，直到天黑，精疲力尽，没见一个人。我身上到处是血迹，脚扎了几个口子还冒血，本来就很破的裤褂被撕得一条条的，脚上那双破鞋也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突然，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一道灯光照射过来，是一辆汽车，停下了。一个穿皮靴的苏联司机走过来，惊奇地问了我好多话，我一句也不懂。我只是手指西边，一边连声喊着我们村的名字“板石场，板石场”。他明白了。他把我抱上了车，找出红药水往我的伤处擦，又拿出面包和香肠给我吃。他摸着我的头，说了些似乎是爱抚和埋怨的话。面包香肠我还是第一次吃哩。我一面吃，一面打量他。他高高个子，不过二十多岁，我仿佛就坐在哥哥身边。
汽车好容易找到了我的家。他把我抱下来，看见我冷得发抖，顺手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呆呆的望着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却笑嘻嘻地将我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紧握着我的小手说：“合老少”（好），“道斯维达臬”。（再见）我也学着重复地说他那两句话。汽车终于开走了，后边的红灯一闪一闪地，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大平原上。
那是一件崭新的灰呢子军大衣，上面有几个铁质钮扣，钮扣上有金色五角星，中间有着红色锤子和镰刀。它那闪闪的光，直到现在，还在我心头发亮。
十三年过去了，家乡起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灌木杂草丛生、野狼成群的北大荒，现在成了全国最大的农场，成了祖国的谷仓。原来我们这伙放猪放牛的穷苦孩子，现在都成了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者了。
童年时期的一切，现在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了，只有这件事情牢牢地刻在我的心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