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黑与白”
谢逢松
3月初，天气还很冷。家后头干了一段河，小队里的人要下河去搪草粪。吃过早饭，男的女的都脱去蒲鞋，卷起裤脚，拿着飞叉，兴高采烈地去上工了。那时，我还穿着皮鞋和毛袜子。看他们去了，我也就下了狠心，脱去鞋袜，拿着一把飞叉，追了上去。走不到几步，就被队长拦住。他说：“谢同志，这活你可不能玩。天气怪冷的；再说后河里碎砖瓦片多得很，像你这样的脚一碰就破。你别忙呀，以后有你干的活呢！”给他这么一嚷，一群小孩子像看戏似的，围了上来。他们摸着我的腿，打着我的脚，七嘴八舌地：“多白呀！”“哎呀，真白呀！”这一来，那些好奇的小伙子也回头来了。那个和我较熟的小倪，含着几分嘲意地说：“老谢，你的脚真像水豆腐呀，又白又嫩！”我没有说半句话，拨开人群，一鼓气就跳下河去。
刚跳下去时，脚底触着稀泥，触着破砖碎瓦，心里顿时掀起一阵阵的怪痒，实在难受。风也很利，一阵阵地往腿里刺。我咬着牙关，和大伙干了一个整天。
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觉。我想：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间，从来也没有人指着我的双脚说：“多白呀！”“多白呀！”也从来没有人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待我。记得1951年春天，我从学校分配到机关工作时，上班还光着脚板子，人们还批评我，说是“农民作风”。以后，生活变了，习惯也变了。最先买胶鞋穿，随后买皮鞋穿；穿皮鞋，自然也就要穿袜子。这样，一转眼就是七、八年。七、八年不脱鞋不脱袜，脚怎么会不白呢？
我再一想，这不仅是脚越来越白的问题，而是情感上、爱好上离开农村、离开农民越来越远的问题。我一直跟着的几个领导同志，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进城之后，一直是穿着粗衣布鞋，生活非常随便，非常朴素，而以前，我对这是不大理解的。现在，我心里才真正明白：党这次的干部下放政策是何等英明，何等正确。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些日子里，自己和农民在一起，向他们学着一套套的新农活，跟他们干着一套套的新农活。日日晒着太阳，沐着风雨，光着膀子，赤着双脚。现在，脸黑了，手黑了，脚也黑了。和农民生活在一块，行走在一块，劳动在一块，也就慢慢地觉得无所隔阂，亲如兄弟了。小队长再也不挑着轻活给我干，和其他队员“一视同仁”了；对我的称呼也不是很客气、很谨慎的“谢同志”。而是很亲切、很随便的“老谢”了。
黑与白，这不仅是皮肤上的一种区别，实质上是思想感情上的一条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