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罗雪山中——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见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碧罗雪山中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见闻
本报记者 黄昌禄
人类经历了几十个漫长的世纪，才越过了痛苦的阶级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中的一些过去过着原始生活的民族，由于党的领导和其它先进民族的帮助，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走完了人类通常要几千年才能走完的道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便是其一。
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中，夹峙着奔腾而下的怒江，在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傈僳族人民。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依靠弩箭猎取走兽飞禽，同时用木棍在陡坡和石缝中种植一点庄稼，以求生存。由于生产工具十分原始，加以大山阻隔，同祖国其它民族很少往来，因此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到解放前，这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阶级社会。那时，傈僳人的生活十分贫困，身穿麻布衣，夜间烤火取暖。没有文字，只能刻木记事。……
但是，这一些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傈僳族自治州已经在今年国庆节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记者访问了自治州的二十个公社之一——团结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共一千二百一十二户，全是傈僳族，居住在怒江东岸的碧罗雪山上。在这里，每天都看到和听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
石斧与打谷机
清晨，在阿斗罗大队里传出了振撼山谷的铓声，公社社员随着铓声唱起山歌愉快地走向田间。又随着铓声休息、吃饭和睡觉。铓声，成了傈僳社员新生活的脉膊。可是，古老的铓声，也唤起了傈僳人深沉的回忆：就在距现在不远的年代里，铓声是头人召集成员的号角，那时许多成员在一起耕种和打猎，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这种分配物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怒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时，傈僳人听到这铓声，还常常扶老携幼逃往原始森林或岩洞中躲藏，因为这往往也是官吏恶霸下乡，索粮派款的讯号。那些年月，傈僳人经过艰难的劳动，虽然也能收到一些粮食，但大部分要被官吏恶霸夺去，他们仍然得过原始的困苦生活。被逼得卖儿卖女，跳入怒江自杀的事，经常发生。因此这铓声，也是傈僳人旧生活的烙印呵！
可是现在在碧罗雪山新开的梯田里，公社正在忙着秋收，阿斗罗大队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了大约六倍，用打谷机收了一个月还没收完。我们来到排坝村的打谷场，看见几个傈僳男女青年用脚有节奏地踏着打谷机，金黄色的谷粒暴雨般地向四方倾泻，一架机器每天可打一千多斤稻谷。而在这个村的拉末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柄石斧。当然，这一代的傈僳人已经没有谁用过石斧了，可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还使用过树枝作成的木锄挖地。两年以前，傈僳人打谷还在用脚踩，一人踩一天，把脚板踩破了也只能打三十斤。石斧与打谷机，这两种生产工具标志着多么漫长的一段社会发展史，而在傈僳人的生活中，好像是昨天和今天的事！
第一代工人
傈僳族的语言中还没有“工人”这个词汇，团结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现在已经有二百多个社员成了傈僳族的第一代工人。“创业维艰”这句话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访问了公社办的娃平炼铁厂，从厂长到工人全部是傈僳人，其中只有阿玉才一人当过两年铁匠，其它人连铁从哪里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在两个干部的帮助下便办起来了。开初挖矿，唯一的根据是社员黑欠在犁地时犁出了一块像铁的石头。他们在这块地上挖了三、四天，都是泥巴，但没有灰心，一直挖了一丈多深，才挖着了铁矿。矿石有了，没有人知道怎样砌炉子，厂里就派出三个人背着粮食走三天路到泸水县去看。回来照着人家样子把炉子砌好了，却不会作风箱，又派人走了一天路到县城去请人作了个风箱，拆成五块，用五个人背回来。经过千波万折，最后终于炼出铁了。现在，这个厂已经炼出五百多斤生铁，公社用自己生产的铁造出了农具。厂里已有六个人掌握了砌炉和炼铁的全部技术。阿玉才现在成了厂里的“老师傅”了。他兴奋地对记者说：“等公社的铁生产多了，我一定要学会造机器！”
食堂的早餐
团结人民公社已办起了十二个公共食堂，五千多社员全部在食堂里吃饭。一天，我们来到娃底杭村的食堂吃早餐。因为成立不久，来不及盖大房子，目前暂时只有一个厨房，社员们把菜饭打回家里吃。我们把饭菜抬到傈僳老人亥机家，和他全家围着火塘同吃起来。老人嚼着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甜甜的南瓜，脸上闪烁着幸福的笑容。边吃饭边告诉我们，他家四口人过去只有八亩陡坡地，每年种的玉米只够吃三个月，余下的大半年日子靠到雪山上挖树根和野菜或猎取禽兽充饥，这样熬过了六十九年。去年加入农业社后，集体开了梯田，秋收后分得五百零五斤稻谷，这辈子才第一次尝到了米饭的滋味。成立公共食堂后，米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的姑娘使家扭插嘴进来说，以前，鸡一叫她就赶忙起来烧火煮饭，玉米不容易煮熟，快到中午才能吃早饭。现在她可以不再为这些事发愁了。最近她又在秋收队成了一名使用打谷机的能手。
新的追求
娃底杭村旁的山坡上，有一片奇特的梯田，麦苗长得又密又旺。傈僳人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看看。田埂上树着一块木牌，用傈僳文写着“干部试验田”。我找着这片试验田的负责人卢书纳，他是人民公社的社务委员，但今年才二十岁，他向我谈起关于种试验田的故事来。
公社成立后，有人提议要把生产搞得像汉族老大哥一样，种一年，吃三年。为了先作出个榜样，社委会决定种试验田。卢书纳找了几个青年积极分子，两个工作干部首先干起来。过去，傈僳人种地只挖两、三寸深，试验田深耕了两尺。有经验的傈僳老人看见了，警告这些年青人：“你们把瘦土都翻上来，莫不是想收一把草？”年青人回答说：“我们一架田（合两亩）要放三千背（每背一百斤）肥料，瘦土也要它变成肥土。”老人摇摇头说：“你们上哪里找这样多肥料？”青年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田埂上的草铲光了作肥料；把村里的猪牛厩扫干净了作肥料；还不够，就攀着悬岩峭壁到雪山上的原始森林里去背腐植土作肥料。
开始播种了，试验田每架搞了两百斤种籽，过去一架麦田最好才收两百斤。好心的老人又跑来劝告：“你们疯了吗？撒这样多的种，连本也收不回来！”可是，卢书纳今年8月间到内地参观，亲眼看见密植的稻谷长得又多又好，一架田要顶几十架，心想：“人家能成，我们也能成。”坚持进行了密植。
麦苗出土后，老人们慢慢地佩服这群年青人了，也学着试验田的样子作。妇女和儿童们也搞起试验田来。这星星之火，正以燎原之势发展着。
我问卢书纳：“你们试验田打算收多少？”
他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听说全国最好的一亩小麦收了七千多斤，我们想赶上它，一架田收一万五”。
“能赶上吗？”我故意问。
“有党的领导，一定能赶上！”（附图片）
任之玉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