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法谈钢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辩证法谈钢铁
李凡夫
全民大搞钢铁，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仅仅三个月，已经获得很大成绩，摸到一些初步经验，也产生一些新问题。因为是新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这篇短文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把钢铁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提到哲学上来讨论，把务虚与务实相联系，把钢铁与哲学相联系，这只是一些粗浅的意见，是否对头，希望大家来讨论。
一、土洋结合问题
钢铁生产必须采取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的方针，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但土洋如何结合，对小土群如何看法，特别在今后是否还要大量发展小土群，土高炉是否应当逐渐提高，则有不同看法和做法。一种看法和做法：一开始只搞小土群，今后还要大量发展小土群，认为洋的（即现代化的或高级的）建设慢，不能等待。另一种看法和做法：一开始就搞土洋结合，今后要多建小洋高炉、小转炉、小平炉，并且要由小洋群逐渐发展为中洋群以至大洋群。这两种看法和做法哪一种对呢？我们认为，后一种是正确的。小与大，土与洋是对立面的统一，它们可以结合，也可以转化。如何结合，如何转化，则要看条件。在全国，在全省，在一个地区，在一个炉子中，土洋都可以结合，也可以转化，关键在于条件。安徽省土洋结合的做法是这样的：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也就是凡是电力、鼓风机、铁管子、一定技术条件能够解决以及交通便利的地方，一开始就建立了一批八立方公尺以上的小洋高炉，这种炉子初建时，当然有一定困难，但建立起来以后，好处很多，产量高，质量好，生产稳定，而且可以大大节约燃料和劳动力。目前如何节约劳动力，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巢县县委的计算，用小土高炉生产一吨铁，最少需七十四个劳动力，有时多至一百四十七个劳动力，而用小洋高炉生产一吨铁，只需十个劳动力左右，仅此一端，即可见小洋高炉的优越性。这种小洋高炉已逐渐增多，现在已占全省钢铁生产的主要部分。但在广大农村中，在建立小洋炉的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开始还是要搞小土群。比如在大别山地区，他们有铁砂，有木炭，有土法炼钢铁的传统，因此他们使用经过改革的两截小土炉，很能解决问题。这种炉子产量不低，质量也很好。如果这些地区一开始就强调搞洋的，而放弃土的，就不对头了。但在全省的钢铁生产比重中，小土群已不占主要的地位。在大别山区，在现有基础上，也已逐渐建立一些半土半洋的炉子了。因为即使在那些山区，木柴也将逐渐发生困难，条件起了变化，大量使用两截小土炉也就难于持久了。我们主张土洋结合，但是从全省来说，应以洋为主，而不应以土为主。我们对小的、土的不能轻视，特别是开始阶段是如此；但必须逐步提高，不能始终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因为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工业，要搞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的。开始从土洋结合着手，从小到大，这是建设步骤问题，这样做是对的；但不能把小的土的看作可以长远不变或不需要提高的。对洋的我们也不要迷信，看作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我们对洋高炉也可以改造，可以简化，如炉形的改变，管道的改变和少用钢板等。根据安徽省几个月来的经验，小土群必须结合小洋群，小土群必须发展为小洋群，小洋群今后还要发展到中洋群以至大洋群。这个办钢铁的方向，并不是凭主观任意想像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到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当然，我们中国很大，各地的条件不同，做法也不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安徽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正确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愈来愈证明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二、数量与质量的统一问题
今年全国要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一千六百九十万吨铁，安徽省要生产十五万吨钢，一百零三万吨铁，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既要求我们在数量上一吨不能减少，在质量上又必需合乎规格。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物。如果我们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或只注意质量，不注意数量，都是片面性。如果在指导思想上有这种片面性，就不能很好完成任务。在开始大搞钢铁时，由于没有经验，有些地方只追求数量上的高产，忽视了质量问题；另一些地方，重视了质量，但在数量上赶不上去。这两种做法哪一种对呢？两种做法都是不全面的，两者都不能完成任务。但这里有一个摸索过程，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经过这一时期的实践，大家已有了经验，对于既要重视数量，又要重视质量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又怎样才能保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完成任务呢？
这就要靠政治与技术的结合。首先必须强调政治挂帅，要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要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敢想、敢说、敢干，就可以发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钻研技术，讲究科学。因为炼钢铁是一门科学。从人类发现铁和掌握炼钢铁的方法，并逐渐把它们提高改进，已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这次我国全民大搞钢铁，又使冶炼的经验大大丰富起来。我们对于这门科学必须很好学习。学习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联系，领导、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相结合等方法，一切新的创造都要经过试验才去推广，这些学习方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我们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但这种敢想、敢说、敢干，又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有些同志羡慕高额丰产，企图放出特大“卫星”，而不钻研技术，不讲究科学，想用不大费力的方法炼出大量好的钢铁来，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三、放高产“卫星”与保证正常生产问题
在大搞钢铁中，全国各地都采取放高产“卫星”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舞群众的信心，特别在运动初期，是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但对放“卫星”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集中一切力量来放“卫星”的方法好处很多，可以放手大干；另一种意见认为放“卫星”必须照顾质量，必须与保证正常生产相结合。我们认为，后一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放“卫星”与保证正常生产的关系，也应该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并应以保证正常生产为主。放“卫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着鼓舞人心，而且是为着促进生产。如果放“卫星”不能使数量与质量得到保证，在放“卫星”后不能使生产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那么，这种方法对于钢铁生产未必是有利的。钢铁“卫星”与农业“卫星”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农业上，如麦子或稻子的高产“卫星”，不但产量高，质量一般也是好的。钢铁就不同了。铁有一类铁、二类铁和烧结铁等。钢也有高级钢、优质钢、普通钢和废钢等。坏铁不能炼好钢，废钢不能作钢材，所以只说钢铁吨数多少，不说质量如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坏铁和废钢不论产量如何高，都不能算作“卫星”。今后是否还要放“卫星”，放什么样的“卫星”呢？我们认为，对放“卫星”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今后应提倡放质量好、产量高、炉子修得好、原材料（特别是煤）和劳动力又节约的那种“卫星”。在放“卫星”后，不但要能保证正常生产，还要使生产步步上升。如果是这样的“卫星”，是值得继续提倡的。
四、分散与集中问题
我们在大搞钢铁中，是采用遍地开花与抓重点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这种做法，在发动全党全民搞钢铁的初期是对的，今后又如何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今后仍要遍地开花，继续分散，每个人民公社，每个工厂、机关和学校，都要炼铁炼钢，这样才能积少成多。另一种意见认为，钢铁生产已经普及之后，今后应该注意合理布局，适当集中，要在有矿石有煤炭有电力和交通便利的地方（或者就矿石，或者就煤炭，总要具备一两个条件）建立钢铁基地，领导要抓重点，而不应分散力量。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要把分散与集中绝对对立起来，它们是可以互相结合，也可以互相转化的。这里也要看条件，我们既不是盲目的集中，也不是盲目的分散，应该集中的地方就集中，应该分散的地方仍要分散。按发展方向来说，我们既要搞土洋结合，并以洋为主，小土群必须发展为小洋群，又发展为中洋群以至大洋群。这样势必要适当集中，建立基地，加强重点；但重点又有大重点与小重点之分，小重点对原来分散的情况来说，是集中的；但许多小重点对大重点来说，又是分散的。因此，集中与分散，点与面应很好结合。另外，凡是条件具备的学校和机关，可以建立小规模的钢铁工厂；但这不是属于布局问题，这些工厂的作用主要在于使教学与劳动相结合，在于炼铁与炼人相结合，在于锻炼干部。同时还应分清主次，今后学校应以教育为主，医院以治病为主，工厂以生产为主，干部参加劳动时间应有适当安排，对于炼铁炼钢则应看作是一项重要的副业。
五、小结
土洋结合、以洋为主、质量并重、合理布局，这是我们办钢铁所采取的方法，安徽省几个月来就是这样做的，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符合当前客观实际的。
我们要搞好钢铁生产，正如要搞好其他工作一样，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与主观认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要主观正确地或近似地反映客观，解决主客观的矛盾，须要有一定的时间和反复研究。我们全民大搞钢铁，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有些问题我们已可大体看得清楚，有些问题，还须继续研究。如果我们不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不断地去观察问题，深入分析实际，我们的主观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我们就会犯主观主义。
辩证法要求我们用矛盾统一的规律、质量互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去观察事物。这些规律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理论与实际往往容易脱节，遇到实际问题，辩证法往往被打了折扣。比如前面说过，在钢铁生产中，有些同志见小不见大或见大不见小，见土不见洋或见洋不见土；重量不重质或重质不重量；重政治不重技术或重技术不重政治；只图多快，不顾好省，或只顾好省不图多快等等，都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些同志看问题分不清主次，看不清发展方向，如对土洋结合问题和对小土群的认识问题就是如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尊重辩证法。不尊重辩证法也有不同的情况：或者没有很好学习它；或者虽然学习了，但没有运用它去观察问题，深入分析实际。因此，目前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继续提倡学习哲学，特别要提倡尊重唯物辩证法，用辩证法去分析实际问题，去不断总结经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原载“虚与实”月刊第五期，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