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技术献给农民是最大幸福——访问天津医大下放干部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把技术献给农民是最大幸福
——访问天津医大下放干部
本报记者 张映华
去年11月，天津医科大学把一百多个教职员和附属医院的医护干部，下放到天津郊区小站人民公社（当时的大安农业社）劳动锻炼。最近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打谷场上和老社员一起收获丰收了的小站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去年这时下放时，认为农村既没有参考书又没有试验室，只能荒废业务，因而情绪不高。现在，他们的这种看法怎么样了呢？下放干部队队长朱必和同志在一间小屋子里让我看了放在那里的一些化验工具：玻璃试管、药瓶子以后，谈了这样一件事：今年春天，社里陆床和水床上培养的水稻秧苗，已经长起一寸高的时候，天旱缺水，唯一的水源马场减河干了，稻秧受到了威胁，人们非常焦急。就在这时河里突然来水了，但水的颜色不正常，是黑的。这水能不能用呢？下放干部们化验了一下，发觉水里的含盐量达2％到4％，这种水田里是不能用的。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区委，区委通告了各乡，停止用这种水灌地。后来已经灌了这种水的稻秧，大多坏了，可是河两岸大部分稻秧保护下来了。他们这次化验工作受到了区委表扬。于是他们成立了水质化验站，经常把化验情况向区里报告。一位同志在思想收获里写道：过去只想当专家，不去想给群众办事，现在才懂得专就是要作群众需要我们作的事。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一位满身尘土的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找朱队长，朱必和同志对我说：“这是张宝栋同志，请他给你讲讲牛虻的故事。”原来张宝栋下放前是寄生虫教研组的助教，他下放后和农民一起研究消灭牛虻和为儿童驱除蛔虫，成了到处受群众欢迎的人。
也在今年春天，正当准备播秧的时候，水田里耙地的牲畜背上爬满了成群的牛虻。牲畜被叮的乱跑乱跳。耙地的农民为防牛虻叮咬，不敢光腿下地，只好穿上长裤浸在泥水里。牛虻成了危害人畜影响生产的一害。社干部和农民对下放干部们说：“你们帮助搞好了除四害，现在能再除这一害（指牛虻）就太好了。”这件事就交给了张宝栋。可是搞了六年寄生虫的张宝栋，只是在学校里看见过一个标本，并不认识真正的牛虻。怎样消灭牛虻呢？他按过去的办法，回天津去查文献。翻遍了许多资料，也没找出办法来，只好回来访问农民。使他意外的是老农们告诉他许多关于牛虻生长发育的知识，不少农民还捉来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牛虻供他研究。农民们的帮助使他搜集到了十一种牛虻，并且编出了牛虻生活史，从牛虻的生活规律找出了大规模消灭的办法。区委对他们的研究也大力支持，还给拨来了药品。张宝栋从农民帮助他研究牛虻的事实里第一次体会到研究工作的群众路线，他在继续研究试制驱虻油时，一开始就去香料工厂找工人共同研究，用制香料的下脚料，制成了九种驱虻油，既便宜又有效，适合农村大量使用。张宝栋感慨地说：“研究寄生虫却对牛虻一无所知，可见知识太贫乏了。”张宝栋还和其他同志发现当地儿童大多面黄肌瘦，便为九百六十多个儿童作了检查，其中有八百多人腹内有蛔虫，就为这些孩子作了一次普遍驱蛔，打下了两万四千多条蛔虫。
张宝栋讲完了“牛虻的故事”后，下放干部队长领我去参观他们办起的名叫“卫星”的医院。这所医院设有内、外科、产科和小儿科。一开始全是由下放干部办起来的，现在留在医院里当大夫的下放干部，只有一个人了。这就是下放前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翁梨驹同志。她在这里因为群众的需要，既看内科又看外科；小儿科的病也要治。劳动锻炼使她思想有了提高，技术上也成了多面手。她一面参加劳动，一面给农民看病，有时夜里也摸着黑出诊，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下放后变化很大。原来这位来自上海的姑娘刚下来时，嫌脏、吃不下、住不惯，还不断地跑往供销社买东西吃。前后对比她变成两个人了。
农民们说医大的下放干部：“人大夫当了猪大夫”。果然我看到了下放干部给猪动手术的事情。那是生理教研组的助教邓国刚给猪作甲状腺切除手术，作了这种手术后，猪的体重增长率可提高一到四倍。本来他们在这里办起了医院和每周一次的巡回医疗队及保健站，农民们需要医生也需要兽医，他们就成立了研究小组，试验成功并给大批猪作了催肥手术；又制成了兽用金霉素，建立了一个日产三十斤的兽用金霉素厂。生产出的金霉素，治好了许多病畜。农民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他们的行动口号。公社成立时，食堂要办重点试验，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一位大夫去当食堂管理员。这位懂营养知识的大夫被食堂工作弄得又忙又急又赔钱。可是群众需要食堂，终于在群众帮助下把食堂办好了，为食堂化创造了经验。他们发觉大夫与食堂管理员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在食堂工作中找到了应作的工作：给所有炊事员作了体格检查，作了传染病预防；又作了各食堂营养状况的调查，改善了食堂管理工作。为了使他们的工作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开办了多次红十字卫生员、保育员、接生员训练班，还培养提高了一位兽医。最近他们为公社办起了一所医学院，培养着二十五名农村青年男女，他们学习一年半以后就可达到医士水平。
我离开大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和一位叫吴继珍的同志谈谈，他正到天津去了。这位下放前的附属医院的青年外科大夫，在去年下放前夕，他不愿到农村躲到上海去了，后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还是到农村来了。我只知道他后来在劳动和社会工作里成了积极分子，并且被选为参加河北省下放干部代表会的代表。晚上，当我要走的时候，给我领路的正是吴继珍同志，原来他已回来了。在路上天很黑，他虽然眼近视，但对路却那么熟悉，并且不时地和对面走来的农民打着招呼。他告诉我一年来去劳动、去开会、去上文化课在夜里走了不知有多少次，这里的生活他既熟悉又亲切。已经到野外了，他像用一个老农民那样的口气仍然要坚持再送我一段路。当我和他告别后不久，就在黑暗的近处，传来了他的歌声，他愉快地在唱一支小调。从吴继珍和他一起的同志们身上，使我深深感到党的劳动锻炼培养干部的措施是多么伟大和英明。（附图片）
天津医大下放在小站人民公社的干部、生理教研组助教邓国刚在给猪切除甲状腺。 张映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