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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不离群——记哈尔滨松花江食品化学厂的巨大转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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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8-12-17
第3版()
专栏:

万事不离群
——记哈尔滨松花江食品化学厂的巨大转变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马鞍形
哈尔滨松花江食品化学厂(原酱菜厂)是1947年接管的一个日伪军需食品工厂。接管后由第四野战军后勤处领导,工厂的领导干部都是从部队、农村调来的,虽然他们没有企业管理知识,但他们却熟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那时候,这个厂有上千名工人,只有十多名管理干部,没有车间和股室等庞大的管理机构,但生产任务却完成得很好。
从1954年起,这个厂学习所谓“正规化”的科学管理,一些有农村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也妄自菲薄,认为自己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盲目增添机构,全厂二百多名工人,就有六十多名管理干部。这种只看到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的重要,而不依靠党、依靠群众的管理企业的做法,就使得厂内朝气蓬勃的局面变得冷冷清清。
1957年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党领导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以排山倒海的声势,火烧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彻底改变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从此党在企业里的领导作用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推动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人的能动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党对企业的领导,首先从政治思想领导开始。食品化学厂的党总支书记王保玉是部队干部出身,他把部队上那套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带到了企业里来。他们根据党在每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职工中有普遍性的思想问题,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例如,在整风中,他们就采用群众当教员,群众讲课,开展群众大辩论的方法,来解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辩论为谁劳动、什么是个人“前途”等问题。
青年工人李传芳是这个厂里闹“前途”问题最厉害的一个。厂里就请他作“教员”,让他讲讲不安心酱菜厂工作的思想活动。他说,“在酱菜厂工作,生产一斤酱菜值不了几角钱,可是生产一只机器零件却值几十元、几百元,做酱菜对国家没有多大贡献,对个人也没啥好处。他还说,学开汽车最少要学六个月,做酱菜有手就会做,这种简单劳动不如复杂劳动有意思;做酱菜社会上瞧不起。”他讲完以后,不少青年工人支持他,一场热烈的辩论开始了。豆腐乳组工人姜学元说:“旧社会认为升官发财是前途,我们是新社会的工人,可不要那样的前途!新社会各有分工,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包装组工人王福元也尖锐地指出:“造机器的也好,开汽车的也好,要吃咸菜,吃酱油,总得依靠我们!”经过这场辩论,群众自己做出了结论。他们说:“国家有前途,工厂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
他们还举办各种展览会,到农村访问,看戏,看电影,请人作报告,自编自演活报剧……,每次活动都组织群众座谈讨论,处处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整风后,全厂掀起了学习高潮,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的非常普遍。这个厂有四百三十名职工,订阅了二百七十三份党报,一百五十一份“红旗”杂志,绝大部分职工已经养成学时事、关心党的方针政策、天天读报的良好习惯。宿舍里建立了黑板报、壁报,添置了图书、小人书、报刊杂志,工人下班回到宿舍看书看报、听广播,真正是把红旗插到了每个角落。
从部队带来的经验
在食品化学厂,部队上的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原则被充分地运用到企业里面来了。党总支书记王保玉说:“过去,我们部队和敌人打仗,只要条件允许,每次战役前都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士兵出计谋、想办法,结果我们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战争我们尚且敢于发扬民主,在企业里更应该如此。”所以,在这里凡是有关全厂生产和企业管理的重大问题,都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群众智慧来解决。
去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机构、下放干部的指示后,食品化学厂的职工群众在酝酿取消车间管理机构时,在干部中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取消车间是合理的,因为厂子小,领导干部可以一竿子到底,直接抓小组,对生产有利。另一种意见认为取消车间后,还需要设立四个工段,通过工段来领导小组。这样做,不但不能精简机构,相反增加了机构和人力。持后一种意见的人,他们主要有四怕:一怕搞乱;二怕领导任务重;三怕取消车间后抓不着头;四怕小组长领导不起来。实质上是缺乏群众观点,没有认识到规章制度是人制定的,要人去执行的。党组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动群众进行了辩论。群众一致反对增设工段,要求厂长深入实际,直接领导小组。经过辩论,认识统一了,于是随即取消了股室和车间,厂长直接领导十二个生产小组。全厂除留下十三名干部外,其他干部都下放参加了生产,将二十五本账减少到六本,创造了万能卡片,代替了十九种表报,管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
在机构精简人员下放后,产生了干部人数少同生产管理工作繁重之间的矛盾。这时老工人姜学元提出了一件“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实行小组分工包干制”的建议。但有些领导干部却表示怀疑,怕工人管不好,认为过去那么多干部没有管好,现在就能管好吗?党组织发动群众讨论了这项建议,大家一致拥护。在全厂推行后,证明效果是很好的。如多年来作腐乳都用老酒和母油,实行小组包干制后,大胆改革了操作规程,用白酒代替了老酒,用大众油代替了母油,结果全年为国家节约一千六百多元,并提高了质量。群众这些突破旧规章制度的事实,教育了领导,过去闹不通的人,也通了。群众也反映:“我们敢干了,没有拘束了。”
为了有效地克服干部的“三风”、“五气”,使领导干部直接受群众监督,这个厂的党组织根据部队上“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的精神,规定了全厂干部每月一次在自己分片包干的生产小组内,同工人一起参加评比。评比的内容主要是领导作风、领导方法、参加劳动以及干群关系等。通过评比,干部自觉地在群众的监督下,及时地克服缺点和改正错误,这就有力地鞭策了干部不断地前进。如今年6月份评比中,有四名干部因为领导作风和参加劳动不够好,受到了群众的批评。他们及时改正了缺点,在7月份的评比中,有三名干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扬。这样做的结果,领导干部真正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群众中出现,工人更加信任领导,领导也更加依靠群众了。
落后的人没有了
食品化学厂在作人的工作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两个重要环节:一,抓先进、抓骨干,在群众中树立旗帜;二,相信落后群众可以改造和转变,并积极帮助他们改造和转变。
他们吸取部队上的政治工作经验,和在老解放区土改时扎根串连依靠积极分子的经验,在职工中选拔了一批踏实肯干、舍己为公的积极分子,对这些人进行培养,树立了旗帜。这些先进的骨干分子,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学先进、赶先进成了全体职工的努力方向。
在对落后分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党委坚持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全党动手,帮助落后分子。并且还运用了部队上的“思想互助”和“思想包干”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每个落后分子指定专人进行思想互助,定期检查。赵世同是全厂最落后的工人,党委确定除由党的小组长对他进行思想帮助外,党总支书记王保玉也对他进行帮助。他们都和他交朋友,谈思想,作家庭访问,从工作到生活,从厂内到厂外,随时进行帮助。过去经常到医院为开病假条子而吵嘴打架的赵世同,现在有了病医生开了请假条子却不肯休息。今年第二季度,赵世同破天荒地被选为全厂的先进工作者。
这个厂在整风前共有二十四个落后工人,现在全部转变过来了,不少人已成为全厂的骨干和先进生产者。
关心工人的二十四小时
“过去在部队里,干部十分关心战士,晚上给士兵倒洗脚水,盖被子,在企业里同样应该这样关心职工。”食品化学厂的领导干部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部队上这种优良的传统,处处关心和爱护群众。他们不仅关心职工每天的生产、工作和学习,而且还关心到工人的全部生活。
每逢过年过节,厂里都以领导干部为主组成慰问团,探望生病和休养的职工。今年春天,全厂大闹技术革命的时候,技师孙培禄患了关节炎,行走很困难。党总支就派干部带上工人写的慰问信前去探病。孙技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病刚刚痊愈,就马上上班,试制成功了酱油膏、酱油粉和味之素。在职工群众中也普遍形成了相互关心和照顾的风气。
厂的领导干部用群众的力量,本着节约的精神去解决职工的衣、食、住等生活问题。工人马登玉家有七口人,只靠他一个人的五十元工资过活,但他从不爱讲自己生活上的困难。去年秋季阴雨连绵,他家的房子被雨水冲塌了,没有钱修理。这件事被厂的领导和工会知道了,立即拨一部分废木料,组织许多职工利用星期天去给马登玉修理了房子。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在这个厂已经不生效了。有的人本来在工厂里是个好工人,但回到家里却实行“专政”,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有的人本来在工厂讲民主,讲团结和互相尊重,但回到家里却打老婆骂孩子。在家属里也有虐待丈夫前妻所生子女的人。党组织根据这些情况,开展了家庭整风。丈夫给妻子提意见,妻子给丈夫提意见,婆媳、邻居之间也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李福庭的妻子白玉珍,在整风前是个出名的好吃懒做的女人,李福庭上班了,她自己在家做好的吃;李福庭下班了还要自己做饭。成天吵嘴骂架,对李福庭的生产情绪很受影响。家属整风时邻居给白玉珍贴出了大字报,批评她不劳动的懒惰思想;工会也召开了炕头和好会,劝他俩和好。经过互相提意见,白玉珍向李福庭作了检讨,并保证以后互相尊重,过好日子。现在,他俩生活得很美满,下班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到托儿所抱着孩子笑嘻嘻的回家去。像李福庭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这对促进生产大跃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无保留地帮助别人
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和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结果,全厂犹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许多共产主义萌芽。党组织抓住了这些萌芽,积极地扶植它,并使它迅速地发扬光大。
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生产搞好,而且处处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处理同兄弟企业的关系。他们为街道居民和郊区农业社办起了两个酱菜厂,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和设备问题,还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他们;自己则另打锣另开张,去试制生产新产品,如味之素和细菌肥料等。生产细菌肥料需要一套设备,要有技术,但是他们一不向国家要钱购置设备,二是依靠群众想办法。结果就在狭小的厂房里,运用原有的木桶、大缸开始了生产。
细菌肥料试制成功以后,许多兄弟工厂派人来学习经验,其中有一个曾经对他们封锁过菌肥生产技术的某化学工厂,也来向他们学习了。厂内有的人说:“咱们到他们厂学习,碰了钉子,现在,我们也该挖苦一下。”这时,立即有人反对这种意见,结果,他们像对待其他厂一样,热情负责地把全部菌肥技术介绍给他们。这个厂的职工不仅热情帮助来厂学习的人,当他们到外地学习时,如果别人需要,也都是主动的传授经验。在学习中,他们还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对方提出来,并帮助解决。技师王文国在青岛酿造厂学习制造液体菌剂的经验时,发现这个厂在菌种培育过程中有三个缺点,便及时向工厂提出。这几个问题恰是这个厂好久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次全都解决了。
忘我劳动成风气
过去,职工做完八小时的工作,就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安排自己的家务事,对业余时间开会、学习、搞义务劳动感到是个很大的负担。现在的情况与此相反,职工们不分上、下班,白天和黑夜,只要生产需要就全力以赴,谁都不甘落后。他们说:“我们的工作真像战斗一样,党组织就像个司令部。”
食品化学厂培植职工这种忘我劳动的精神,除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外,切实解决职工的具体困难是个重要问题。虽然生活很困难的职工可以得到工厂的补助,但单靠补助过日子总不是久远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党组织采取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组织职工家属参加劳动。
从今年8月起,工厂在业余时间组织家庭困难的职工加班劳动,捆一个菌肥木箱加工费是一角四分钱。工厂开会号召困难户报名。这时,全厂四百多名工人中只有三十六人参加。虽然有困难的人很多,但他们想,如果都去争着捆箱子就不能解决真正困难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宁肯自己苦一些也不去争这份收入。最近党组织又决定捆箱子的加班劳动改为义务劳动,捆箱子的收入全部归工厂所有,谁有困难就从集体收入中补助。这个决定公布后,当天全厂职工都来参加劳动。马车组老工人马元宝也要去捆箱子,他问副厂长袁桂香:捆箱子在什么地方。袁桂香告诉他现在捆箱子的钱不分给个人了。他说:“是呀!我知道是归集体才去捆的呀!”
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这个厂制定了一个新的学习制度。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半是生产时间,下午一点到五点是学习时间,全厂变成了一所学校。实行这个学习制度,工人的劳动时间比往常减少了两个小时,但是,生产数量却没有降低,工人杨汉歧说:“工厂由酱菜厂发展成食品化学厂了,没有文化怎能适应需要呢?我们一定要做到既不耽误生产,也不耽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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