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郎中手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猪郎中手记
杭州大学下放干部　蒋风
有一天，我听说友水家死了一只猪。这在我思想上只是淡淡地掠过一个影子：真可惜，村里怎么没有一个兽医员？
过了几天，听说友水隔壁的永康家又一只猪感染疫病死了。我的心开始难受起来，想到自己在学校里曾经读过一门畜牧学，那当中也曾约略地谈到兽医的内容，但因为不感兴趣，没有认真学，而且从1945年改学别的专业后，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一点影子也没有了。现在，党号召我们下放劳动锻炼，要和工农结合，我能眼看猪疫流行不睬吗？不能！于是，我对自己说：不会，就学嘛！我一方面托人到城里买来一些畜牧兽医的小册子，一方面就挂出了招牌：那家有猪生病，我可以试着医医看！
书买来了，我利用休息时间拼命翻读。可是一本又一本，看来看去，不大记得住。什么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副伤寒等等一大串病名，病状千变万化而又极相似。这比给人看病困难得多，要是人，可以问问他那儿不舒服，猪可不会说话呀！有些药，分量重，可以致死，少了又药效不大；特别是中药，成万上千种名称，它的性质、作用、药效，真不好记！我感到伤脑筋了，动摇了。幸而记起下放前一位党的领导同志的话：“下去以后，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每一个困难，都是一重考验。”我才硬了头皮重新读起来。猪郎中的牌挂出去不久，就有病畜的主人找上门来。国宾家的一只猪病了，要我给它看看。我心想：这是第一炮，可不能不打响！可是我连针药怎么装，怎么注射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左思右想，只有一条路：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我想到了银川这个质朴的青年农民，他曾到县里学习过一个星期，一定会打针。我上他家去求教了一番，并且请他打下第一支针药，我在旁边做助手。
春耕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正是村里猪疫最盛行的时候，每天都有几个猪害病。而我那时一天到晚摊田，累得休息时候就想躺下来，哪怕只躺一分钟也好。可是，病猪这么多，猪郎中能不出诊吗？而且，我自己曾经规定：每一只经过自己诊断的病猪都不允许出事故。因此，我振作精神，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每一只病猪，像医院巡查病房的住院医师一样，一天三次巡视各家的病猪。早上出工前，抢着把“病房”巡查一周，中午再看一遍，晚饭后又走一趟，测测体温，搭搭脉搏，看看病况，问问食欲，细心地护理着每一只病猪。
慢慢地，我对这工作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了。每当一只病猪恢复健康的时候，自己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所以，那时尽管很疲劳，但是坚持下来了。
可是有一次，我跳进猪圈去，踩在那湿漉漉的稀臭的猪屙垃圾上，冒着一阵阵的臭味去给月虎家的肉猪打防疫针的时候，那猪一挣扎，一撮猪粪恰恰射进我的嘴里。啊呀，那滋味……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往常看完病猪，我身上手上总要沾上无数病猪的粪。病猪的粪本来特别臭，洗上三遍也洗不掉臭味。可是这回竟吃到嘴里了，真恶心死了。我一生气，几乎又不想干了。终于又自己克制住，我若半途而废，算什么下放锻炼呢！
一年来，我从不会到会，从动摇到热爱这份兼职，是经历了一场思想斗争的。在党的教导下，我在这场自我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先后医好了五、六十头猪，以及少数别的禽畜，除了阿寿太婆家的一只害便秘的小猪，因病期拖得过久才来找我，来不及抢救外，没有死过一只病猪。我深切地体会到：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才能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才能，只有不离开社会主义，不离开党的领导，不离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有可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作用。
如今，我在村中走路，总有一些农民热忱地跟我招呼，亲切地叫一声：“蒋同志！”我不由得记起了高尔基的一句话：
“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喜悦。”